嘉年华

如果有全知望远镜，希望能看到那些受伤的心

“什么是处女膜？”

——这是张新新问孟小文的，她们前一天晚上被性侵后，正在医院接受身体检查。作为小学生，她们对身体的认知相当模糊，但从那一刻起，她们比别的女孩多了一份关于成年男性身体以及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记忆，这份记忆将伴随终生。

在“三原色”幼儿园虐童案曝光后，家长在采访视频中说到：“孩子不想上学，但不敢跟家长说，老师跟他们说了一个特别可怕的话，说我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一直能伸到你的家里，你做什么说什么我都知道。”这些话在成年人听来也都不寒而栗，更勿论在小孩心里留下了什么阴影。

韩国电影《素媛》里的小女孩，在遭遇性侵后经过了漫长的心理修复期。女孩不但身体遭受严重创伤，而且还非常害怕成年男性，就连她的爸爸都让她感到恐惧。女孩的爸爸非常痛苦，他痛恨自己，更痛恨那个强暴自己女儿的畜生。为了安抚女儿，爸爸只能戴着卡通头套轻轻地走进女儿的病房。后来女儿慢慢放下防备，彼此每踏近一步，卡通头套后面的爸爸都泪流满面。

《嘉年华》里孟小文确认被性侵后，妈妈在医院当场发作，给了女儿一个耳光。后来几天，她试图撕烂女儿那些“不三不四的衣服”和剪掉女儿的“披头散发”。很多人看到这里都无比痛恨这个不讲理的妈妈，但也许只有这样，她才能稍微解脱，才能告诉自己是女儿不检点不小心，而不是她忙着自己的生活，连女儿彻夜未归都不知道造成的这场灾难。

大多数发生幼童性侵案的家庭，除了小孩存在巨大的心理创伤，其监护人往往也深陷自责走不出来。韩国电影《素媛》里的小女孩，独自上学被流浪汉拉进小巷子强暴，她的父母便一直责问自己为什么要让女儿独自去学校。

儿童性侵案每天都在发生，每次被曝光都能激起民愤，但所有的宣泄又会很快被新的热点取而代之。许豪杰幼童性侵案今年七月份被曝光，可现在回想起来，就好像是去年的事情；携程幼儿园虐童事件，仅仅是两周前发现的，却早就不再被大众讨论。信息时代每天都有热点更迭，新的热点掩盖旧的热点，而我们又那么健忘。

很多性侵案背后，多少被毁掉的人生根本没有人再继续关注。没有人关心装上了人工肛门，每天都要背着便袋生活的素媛的余生，也没有人会关心《嘉年华》里孟小文和张新新往后的人生。有些人也许熬了过来，但有更多像台湾女作家林奕含那样默默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人，是我们不知道的。

如果真的有“三原色”幼儿园老师说的全知望远镜，多么希望它能看到那些受过伤害的心，是如何度过漫漫长夜的。

敏感社会话题的每一次试探，都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电影里张新新的爸爸是施害人刘会长的下级，是他让自己的女儿认对方作干爹。性侵发生后，为了替女儿“着想”，为了她不被说三道四，为了她的前途，他们决定选择缄默。这样才能从刘会长手里拿到一笔赔偿，再换一所私立学校，只要他们不追究，女儿便是“清白”的，也就可以当作没有所谓的性侵。看到这里观众更是愤慨，可是作为受害家庭，要直面这一切并与之抗争，需要莫大的勇气。他们要对抗不单只是上层阶级势力，还得背负事件被大面积曝光后所带来的舆论压力。

孟小文的爸爸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后，被工作单位要求签署一份承诺书，保证不再“妖言惑众”。单位领导对他说：“要依法表达。”但作为屁民，依法表达的途径又是什么，是漫长的司法程序？

我们不得不回到“三原色”幼儿园虐童案上。我们看到了民众的愤慨，甚至各种混乱或者没有根据没有来源的言论四起，这个时候有人呼吁理性，告诫大家不要散播谣言。在一个司法制度健全的国家我们或许可以相信所谓的程序正义，但在公权力诚信丧失的当下，我们不得不通过舆论将事件推进到公共话题领域。

韩国电影《熔炉》曾经创造过这样的奇迹。光州一所聋哑障碍人学校教师性侵残疾学生的暴力事件在六年后被改编成电影，网络万人签名要求重启调查，电影上映六天后，光州警方成立专案组重新侦查该案，在这期间，民众请求提高性侵案的量刑标准，由于涉案人员追诉期已过，民众又呼吁废除追诉期。在电影上映三十七天后，韩国国会就压倒性通过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此修正案的另一个名字就叫“熔炉法”。修正案不但把量刑提升到最重可处无期徒刑外，还废除了公诉期。而施害人如果任职于福利机构或特殊教育单位，则加重处罚。新法在光州性暴力事件首次曝光七年后实施。

这是舆论的一次胜利，我们不得不承认韩国对言论自由的开放程度确实比较高。这次电影《嘉年华》全国上映算是迈出了小小的一步。也许《嘉年华》影没有像《熔炉》那么激烈，它甚至有点谨小慎微、战战兢兢，但却是对敏感社会话题一次成功的试探。即使电影可能存在缺陷，但它的社会价值却不能忽视。

　　我偶然看到过一条关于相亲的微博，是一个男人对自己相亲经历的吐槽，说“为什么现在外表清纯的年轻女孩都结过婚堕过胎呢？我想找个单纯的女孩就那么难么。”我回了一条——如果她不是年纪轻轻又单纯会那么随便就结婚还堕胎吗？

　　“单纯”和“结婚堕胎”，看起来是矛盾的，哪怕是中国已经脱离封建社会很久很久，也依旧有人认为女人结过婚就“不值钱”，堕过胎就是“坏女人”。这一切根深蒂固思想，正源于我国祖祖辈辈的对女人的物化，和对性的藐视以及污名化，在男权统治的社会在长年累月下形成加诸女人的无形枷锁。

　　《嘉年华》通过讲述一宗强奸幼女案发生后的一系列事件，讨论女孩和性的关系，以冷静的视角展现一部分关于“性”的社会现实。

　　片中三个年轻女孩，小米，小文，莉莉，她们有着不一样的性格和家庭背景，却又有着不止一个的共同点——爱美，无知，无所依。

　　首先是爱美，这里有个无法省略的关键设置，一个庞大的梦露雕像，梦露是个不因时代改变而褪色的性感标志，她代表最纯粹的女性之美。影片开头，崭新的梦露像矗立，小米走过来抚摸雕像，她非常认真的看着雕像的曲线，描摹雕像的红色指甲，神色憧憬，没有任何亵渎之意，她对待雕像的态度不像游客，她会愤愤地撕走黏贴在雕像腿上的小广告，这是一种保护者的姿态，说明梦露的雕像在她的心中有着不一样的一席之地，之后她偶然得到了小文遗留的发套（我将之看作梦露的另一个化身)，也像是得到了不得了的宝藏一样要珍藏着收起来，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仔细观赏。然后是小文，她戴着金色发套和朋友去唱歌，她有很多条小裙子，在她的母亲要扔掉裙子，要剪掉她的长发的时候，一直沉默着的她终于尖叫大哭。无论是裙子还是长发，这都是象征着她所喜爱的女性之美，象征着她性别意识的生长，是她无法割舍的珍宝。最后是莉莉，她被旅馆的经理训斥“打扮得像个妖精”，她比小米大一些，看起来也许二十出头，只是个旅馆前台，和小米一样挤在员工宿舍，所以她并没有钱，但是她依旧会花钱买新的耳环，给自己涂上指甲油，她是三个女孩之中唯一一个会真正打扮自己，并认为自己的美的人。

　　如果说爱美，爱自己的女性之美，是自我性别意识的崛起，那么无知，就是缠绕在这些女孩身上的荆棘，这种无知在不经意间会把她们的人生拖进一个她们绝想不到的泥潭里。和朋友新新一起唱歌过夜，被新新---的“干爹”夺走初夜的小文，她们只是小学生，她们连处女膜都不知道是什么，她们受完伤害选择不回家，不告诉父母，因为她们害怕挨打——这意味着不受辱骂，不受皮肉之苦对她们来说更重要，她们不知道在那一夜之间失去的是什么，她们不明白性是什么，更不知道性会给她们带来什么伤害。张新新为了摆脱责骂将一切都推给了孟小文，而孟小文只会哭。小米作为唯一一个知道事情真相的目击证人，她同样不知道性意味着什么，而比她大些的莉莉，直接给她说明了性能换钱，特别是处女。莉莉无形中帮了小米一些忙给了她暂时的庇护，也许她真的将自己当作了小米的姐姐，但她将自己物化并把性当作工具的概念，亦是无形之中传给了小米，就像影片最后，小米接客前坐在梳妆镜前打开的盒子，里面有莉莉留给她的化妆品和耳环。

　　无所依，是小米未曾对小文与小新施以援手的重要原因，片中的郝律师有一句话：“你认为住的起这样房间的女孩永远都不需要你的帮助。”律师在只知道小米的月工资只有六百的情况说了这一句话，但她还不知道小米是黑户——黑户，就意味着她只能身处社会的最下游，找不到稳定工作，找不到稳定的栖身之所。她才十五岁，三年前从家乡跑出来后已经呆了十五个地方，却依旧不想回到她的家。她的家到底发生过什么？莉莉比她稍微好些，但她同样是一个看不见自己未来的女孩，因为她在对小米说到未来的时候，说“也许你以后也能当个前台”，更早的时候她还说“你是个雏能卖个好价钱”，在她的眼中，前台是个不错的活，处女膜能卖个好价钱是不错的事。她知道她的男友小健是个只认钱的流氓，却仍旧怀着给他生个孩子从此栓住他的美梦。也许别的像她那么大的女孩才刚大学毕业，也许才刚是个社会新鲜人，而她早就已经被社会蹂躏成了一个没有未来的人。小文，她还有家，但她同样不想回家，因为她有一个只会跳舞抽烟的母亲，她的母亲叫她父亲窝囊废。在事情发生之后，小文得不到母亲的一丝关怀，她的母亲打她骂她，说她不三不四，要扔了她的裙子，剪掉她的头发，就像要亲手抹掉她的性征——她借由荡妇羞辱她的女儿以躲避自己身为母亲的职责，和在郝律师询问事发时她在哪的时候，她依旧用嘲讽的语气反问逃避她的职责一样。而小文的父亲，一开始也并不希望女儿留下来跟他一起住，显然的，她的父亲甚至没有合法的地方收留她。身为父亲唯一比母亲好的一点也许只有不会羞辱她，并把她当作受过伤的孩子安抚吧。

　　影片中几乎所有成年人眼中的性都是邪恶的，沾上性的未成年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比如说说“现在的孩子什么都懂”的王队长，他用荡妇羞辱受害人来摆脱自己应该伸张的正义，比如说骂自己孩子不三不四的母亲，她用荡妇羞辱来摆脱自己应尽的责任，他们不告诉孩子们性是什么，他们只让孩子感受性的侮辱，他们逼迫受害者承认自己犯了错。只有郝律师一人在找寻正义，只有她告诉孩子，你受到了伤害，别怕。而本应该跟她同一阵线的警察队长，默默地成了加害者。也许她一辈子也做不成有钱有权的大律师，也许她一辈子都要不被人理解，她就像个理想化的灯塔，哪怕她只有豆大的光芒，她却是唯一一个有担当的社会人。

　　不健康的家庭即使健全也不一定就会养孩子。小文的同学张新新有一对懦弱的父母，让自己受了性侵的孩子依旧不懂性是什么，敢去和恶魔做交易，一点小小的恩惠以为自己的孩子以后有出路了，其实无非就是懦弱胆怯，如果不是将自己的孩子安在了不光彩的位置，为什么还要害怕别人的目光？恶魔给的承诺会成真吗？如果他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他就不会在给小米的钱里装上追踪器，不但要把钱抢回来，还要把人打进医院，如果他还是个人，他就不会借酒装疯，强奸两个小学生了。然而恶魔的诺言即使不成真，小新懦弱父母也依旧会懦弱下去，他们的妥协真的是为了孩子吗？还是为了保全自己？

　　影片中的男性，大多是卑劣而功利的，他们是力量与支配者的代表，哪怕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却依旧足够摧毁比他们更加弱小的女性。莉莉的男友小健只把她当成一个玩物，可以随便送给更有权利的人玩，他把小米当成赚钱的工具，他自己做嫖客，让女孩做妓；本应是正义化身的警察队长，是个联合法医为权下跪，抹黑受害人的王八蛋；张新新的父亲自己亲手把女儿送去认干爹，所认非人，受害之后还把女儿卖了个好价钱；唯一一个给人心理安慰的男人只有孟小文的父亲，这个被讽刺为窝囊废的男人终于在最后站出来维护了自己的女儿。这样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少见，强奸幼女的刘会长不是孤例，叫女友去卖淫的流氓不是孤例，叫亲女儿认干爹的不是孤例，逃避责任的亲妈不是孤例，他们的共同点是不把孩子当作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不把女性当作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他们是人就会有喜怒哀乐，有自我的抱负，而当他们的个人意愿不被尊重，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遭受践踏，那就是一个人一生的悲剧，是整个社会的失格——为什么社会会允许儿童被任意侵害，为什么社会会允许女人被当做工具？

　　影片的最后，是全片最为辛辣的讽刺桥段，电视机中放着孟小文张新新事件的法律处理结果，受伤的女孩得以取回公道，以权谋私的坏蛋被送入监狱，国家宣传正能量，要关爱未成年人成长……而在电视机前，是正在梳妆打扮，未入成年却即将卖身的小米。也许终于有更有权力的上峰看到了小文小新的不幸，但他看不见小米这种女孩的境遇。幸福的人活在新闻联播里，不幸的人活在社会每个角落里，周而复始。小米最后还是逃出了嫖客的房间，开着她的小摩托驶向未知。她说她喜欢这个城市，因为哪怕是乞丐，夜里也能睡个好觉，可是她还能继续呆在这个城市吗？旅店的老板不会要她这个黑户，而她身后的健哥，会放过她吗？巨大的梦露雕像被移除，被抛弃，抛向一个未知的角落，就像在摩托上的小米，她又会驶向哪里？天大地大，到底有没有属于她的安身之处？

　　许多人认为这个结尾过于仓促和突兀，也有人猜测这是为了过审而刻意为之，但我却想到了一本书，紫金陈的《长夜难明》，整本书里都充满着为了寻求正义而伴随的悲伤和绝望，书的最后，也是一句话带过，看似是一个好结局，就如《嘉年华》的结局一般，但其实在这结尾后面，仍然是茫然和未知，就像我们每天看到的社会新闻一样，今天是留守儿童被集体性侵，明天是幼儿园虐待在读幼儿，后天又会是什么呢？人有千千万万，世上总有你想象不到的黑暗，有你束手无策的现实。而我想，这部电影诞生的意义，是告诉所有人，永远不要放弃反思，不要放弃抵抗，也许我们仍在黑暗之中，也许现实令我们窒息，但如果我们沉默，我们认输，那么将是全社会的沦陷，是周而复始的不幸，是我们将永远生活在我们自己唾弃的世界里。

---------------------------------------

微博@安提戈涅的咆哮

公众号@佛系独角兽

前几天承水怪赠票，去看了电影《嘉年华》。这是一部极具勇气，艺术上也颇为出色的电影。我已经记不起上次在电影院看到对社会问题有观照的电影是什么时候了。

导演文晏在映后提到她所选取的第三人（酒店服务员）视角，是一种旁观者的位置，极为克制。这种“克制”在电影中非常明确，没有直接表现会长性侵小女孩的过程，没有受害者哭天抢地，没有父母的申诉，唯一一个称得上激烈的情绪时刻，是耿乐饰演的父亲在看到医院召开发布会说女儿并没有被侵害后，试图上前和医生理论。那是一个远景。电影里甚至没有侵害片里常见的刻板人物，如果想想最常被提到的《熔炉》和《素媛》，首先会想到其中令人不寒而栗的坏人，和极其无辜的好人。

《嘉年华》里，每个人都陷在自身生活的困境之中。小文父母有不如意的婚姻，这是他们疏于关怀女儿的原因。小米从小流浪各处，以自保为本能，所以不愿相信律师。酒店老板算是个比较规整的反面形象，不想惹麻烦，就藏起了视频证据。所有人的困境织成网，小女孩们再也逃不出去。造成她们悲剧的是性侵者，也是所有人。

看完电影和沛沛吃饭，我们自然讨论了起来，提到了电影的风格，克制。有很多评论说这就是中国的《素媛》和《熔炉》，但两部电影的风格差异太大了。看《素媛》、《熔炉》会痛哭，但看《嘉年华》更多的是叹气。《素媛》、《熔炉》是这样一种电影，完整地展现了美好被撕裂的过程，有一个确切的反派，有一整套体制的压迫，有一方坚持对抗的力量。无论结果如何，任何一种情绪，对美好的同情，对反派的痛恨，对坚守者的感动，都得到了有力的释放。观众内心，也因为观看这部电影，完成了一次伸张正义的过程。

这与《嘉年华》的克制，并无优劣之分。而我在想，克制固然是导演的审美偏好，但同时，它几乎是唯一可能在中国实现此类题材的方法。因为我们反抗的对象是缺失的。有伤害发生，就有施暴者，而施暴者不可描述。《嘉年华》里的施暴者是着墨最少的一个角色，只有前后寥寥几个镜头，几乎可以认为是符号。他是“商会会长”，其中一个受害小姑娘的父母的朋友。而文晏最初对这类题材感兴趣，是看到各地当时被广泛曝出官员、校长性侵幼女的新闻。权力者被置换成了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坏人”。即便如此，施暴者的面目仍然是模糊的。他没有像《熔炉》中的那个肥头校长，缓慢露出猥琐又骇人的笑容，定格成经典的加害场面。他无法被记住。

故而无从指责，无从怪罪。母亲只能骂女儿，以后不要再穿浪荡的衣服。父母相互埋怨，“如果不是你想和会长套近乎，怎么会让女儿认他当干爹？”阻碍律师取证的是酒店服务员和老板的自私，而警察的干涉被匆匆带过。人性的弱点如泣如诉，可真正的恶呢？真正的恶是故事的背景，还走不到舞台中央。

一旦指认出恶，必然要求指认出恶的原因，完成对恶的惩戒。你必须说出魔鬼的名字。但我们生活在不允许魔鬼存在的次元里。

当看到医院造假，医生对媒体说两个小姑娘并没有受到侵害，观众憋屈的情绪到了一个极值。小文父亲几下无助的挥手，除了自取其辱之外毫无用处。但很快镜头一转，以画外音的方式告诉观众，施暴者被抓了，干涉案情的警察被抓了，造假的医院负责人也被抓了……仿佛有一个全能的天神，于无声处主持了正义。而这天神是谁，如何主持了正义，就和这恶一样，没有来处，没有身影。

中国的观众，早已学会脑补电影。一看到这里，观众席马上有人私语，“删的还挺多”。我们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心领神会，生怕导演不知道“我懂的”。

电影的克制是一种“职业”的创作态度。它抗拒直诉苦难的悲情，谢绝沉溺于悲伤，甚至是体面的。它可能是我们唯一能保留尊严的方式了。在这一点上，对导演有极大的尊重和敬佩。

没拍出的那些呢？专注的哭泣，彻底的愤怒，以及决绝的反抗，最终迎来胜利。这些我们没在电影里看见过，也没在现实中实现过。

现实意义大概就是今天的红黄蓝幼儿园吧，性侵虐待幼童，真的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下的手，真的畜生不如啊，被扎针喂药，性侵到肛裂，需要现场抢救，孩子的父母要有多难过啊，这些孩子又该如何自处，畜生不如的东西，谁家没有孩子呢，怎么就能对这些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动手呢，看视频里的孩子说老师不许他们说出去，因为老师有望远镜可以听到看到他们说什么做什么，真的背脊发凉，希望法律能严惩这些畜生

本文首发于《映画台湾》公号 11月13日

上世纪50年代，美国道德和性爱思潮的涌涨中，梦露妩媚性感的形象受到了广泛的追捧。几十年过去了，在中国某个小镇，因为裙摆掀的太高，梦露從女神变成了荡妇。

2014年6月，广西贵港，一樽玛丽莲•梦露雕像，构建之初就打出了“全世界最高梦露”的旗号。落成之后，人们争相簇拥在她的裙摆下，小心地窥探和议论着。

在商业中心街头矗立了仅6个月，因为“有伤风化”，而被有关部门勒令进行了拆除，性感女神最后如同垃圾一般躺在了郊外的废品处。

贵港的轰然倒塌，迎来了另一座梦露在《嘉年华》中的平地而起。

电影开篇，女孩小米站在巨大的白色裙摆下，她轻抚雕像鲜红的脚趾甲。

她神情满是惊羡，梦露在她眼里，只是好看的女人。

仿若西西里岛黑暗旋涡中的玛莲娜，越美的事物，越经不起俗世的洗礼。《嘉年华》像附在社会现实面上的油麻纸，你从外围看得通透，当时伸出手触碰，却发现这层薄纸脆弱得可以。

黑户少女小米在海滨小城的一间旅馆打工，时时面临着因为年龄身份问题而被辞退的危险。她替前台顶班的某个深夜，一位成年男子领着两名小学女生来到旅馆开了两间房。

当晚，小米在监视器中看到男子强行闯入隔壁少女的房间。事后，学校察觉出异样，将女孩们送到医院检查。处女膜破裂，两名少女被性侵了。可是因为旅馆的监控系统老化无法保存视频，警察缺乏证据，施暴者逍遥法外。

中国的电影工业环境下，投机者们渐渐发现，观众的情绪其实可以点燃和操纵。于是，情怀、爱国相继成为了可被消费的商品。正义感驱使下的愤怒，当然也可以被利用。

《嘉年华》的故事，很像一则社会新闻。女童被性侵放在当下，是一个非常可以引发讨论和关注的题材。

文晏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她从始至终都没有通过影像来发泄情绪获得共鸣和认可。

我们生活在一个似嘉年华般的时代，人们如同坐云霄飞车一般，尖叫着发泄着直观的感受。

无论是南京高铁猥亵养女事件还是留守女童被性侵案例，当这些社会阴暗面被曝光在公众视野下时，民众用键盘充当着自己正义使者的武器，喧嚣着“把这个禽兽抓起来”“还是不是人”，如此“正义凛然”的话充斥在网络平台上。

我们附和，我们赞同。

我们有太多愤怒，却太少思考。层出不穷的事情在媒体上逐渐冷却翻篇之后，人们又恢复到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状态。

愤怒就像曾经向河流中投入石头，掀起过波澜，很快恢复平静，死寂到你甚至连波纹都察觉不出。那些遭遇过伤害的人，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没人记得去关心了。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认为，酷刑作为一种公共景观已经消失。暴力并非只有被展示，从能达到惩戒暴力的目的。

电影当中隐去了犯罪人的形象、甚至连侧脸都没有。“我更想探讨其他人是不是尽到了责任？社会又给予他们什么保护了？”文晏在映后谈中如是说。

这场性侵在《嘉年华》中，只是引导观众去认识反思这个案件的媒介。而比性侵更让人心寒的，还有现实中无形而隐晦的羞辱和冷漠。

案发的当晚，两个少女小文和新新曾经向前台点了四罐啤酒。喝啤酒似乎不是一个“好女孩”该有的行径，于是警察审讯的时候对她们的口供表示质疑，不停追问着喝酒的细节。

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事后也无法给受害人应有的温暖。小文的母亲得知此事后，痛苦又羞辱，在医院当面给女儿一巴掌。回家之后疯狂地扔掉女儿柜子里的裙子，嘶吼道“让你穿这些不三不四的衣服”。

不能说警察对少女没有半点怜悯，母亲就是冷漠无情的异类。相比无知到根本不知道处女膜是什么、那晚发生的丑恶为何的两个小学女生，成年人反而因为深知事情的恶劣性必然会更为痛心。

只是在痛心疾首之时，他们共同默认了这些事情因果中的“因”除了那个丧心病狂的禽兽，有一部分出自女孩们。

小时候爸妈就警告你，衣服不要露太多。为什么？因为会有坏人，这规训话语背后潜藏的逻辑是，行为不检点便会引来不幸。

所以，《嘉年华》中人物的举动和做法你并不会觉得怪异陌生，不会认为只会在戏剧当中出现，是被夸张、被反面塑造的存在。

他们真实，他们就是生活中的你，我，他。

对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实施羞辱和冷漠，是对受害人的进一步伤害。性教育在我国的缺失，则是把未成年引向恶魔的无形推手。

医院告诉女孩家属，二人处女膜破裂时，新新木讷地问小文，处女膜是什么呀。

影片中另外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拼凑出那个罪犯的身份全貌：滨海小城的一位有钱老板，同时还是两名女孩其中一位的干爹。

层不出穷的社会新闻中，对未成年人实施罪行的往往就是他们的身边人。

然而，某卫视的一档亲子节目，给女童安排陌生男子做父亲的做法依然“坚持不懈”着。因为话题之后是巨大的点击量和收视率，媒体更是乐此不疲地为本是“父女”的组合炒着CP。

娱乐至死的年代，不断地在消解着观众的思考能力，对某一部分观众而言，他们的偶像是肉体和道德完美的化身，他们听不得一丁点对“父女”组合的质疑，并回馈以“你思想怎么这么龌龊”的唾骂。

可层出不穷的案件发生之后，我们难道还不该拥有有一点独立思考反思的能力吗？

文晏在《嘉年华》中一一提出了这些反问。她把影像当作一把冰冷的匕首，直戳观众的脊梁骨，让你不寒而栗。

影片是以两个女孩的视点展开的，一个受害者文文，一个旁观者小米。但受害者和旁观者的身份在电影中，其实是互相转化着的。

不光呼吁着对未成年的性教育和保护，《嘉年华》也是为所有未成年孩子的安全发声。

黑户、童工，离家出走，小米的身份太过沉重，看似跳脱于这场悲剧之外，但是当她试图通过这件事来换取自己的安稳时，她也成为了受害者。

时间在电影中仿佛变成了轮回的管道，宾馆的前台，那个漂亮的堕胎出卖肉体的姐姐，似乎就是未来的小米。

仿若《尤里西斯的凝视》下的再见列宁，片末，梦露的雕像在广场上被拆除了。在导演文晏眼中，梦露不是女神、也非荡妇，而是白衣天 使（《嘉年华》英文片名ANGELSWEAR WHITE）。

小米穿着洁白的裙子，骑着逃亡的电动车行驶在公路上，逃过了出卖自己肉体的命运。

运送雕像的货车从她身后经过，压抑了许久的情绪，在这一刻随着音乐的响起得到解脱。没人知道她会奔向哪里，虽然前路未知，但人生最大的幸事，是生活依然存在着可能性。

《嘉年华》最想传达和期盼着的正是：有可能性的存在，才会迎来改变。

11月24日，影片会在全国上映。期待着这部片子会给这个社会带来那么一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