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

距离上一次正经八百写影评已经好几年了，上周有幸参加平遥的首届国际电影节，八天里每天超过10个钟头坐在国际放映标准的影院里看4K乃至巨幕上的非商业片儿，彻底激起了我早已麻木的观影体验——要知道，自从若干次出现2D票必须换3D场的坑爹经历，我已经很久不进电影院。

这篇儿不是单纯的影评，出于喜爱，我想捋一下电影《魔方》中的三个艺术展和电影叙事的关系，毕竟，作为一个艺评人，总得有点儿专业态度。

【电影里的三个当代艺术展】

影片的第一个场景就是博物馆里的采访。

一个美国女记者采访博物馆馆长Christian，其中一个问题涉及到其艺评文章里的拗口用词。Christian解释半晌之后举了杜尚的“泉”做例子：博物馆对于艺术品来说，就是全部的意义。

这段记者问不下去而Christian也并不想多说的开篇采访，把《魔方》这部电影划进艺术圈的步调。

作品A、景观装置

如果没有记错，这应该是一个关于某位艺术家把自身用品或垃圾做了多年的积累后，重塑成型，并堆砌成景观类装置作品。墙上的字是“YOU HAVE NOTHING””。

在电影里，这个作品从第一个镜头就被置为访谈的背景，中途多次出现游客参观、清洁工打扫的画面。

作品B、大猩猩（视频+行为艺术）

说的是“大猩猩”，由人类扮演的大猩猩，展示野兽的自然习性——其实也是艺术家或者导演对“人类兽性”一面的某种暗示。

展览中的录像作品，也多次出现在主角独处的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大猩猩”的扮演者是《猩球崛起》的动作指导，也是一个著名的研究猩猩的艺术家。由他在本片饰演的“被艺术家豢养的类似大猩猩的人”，在高潮部分的表演，足以震撼荧屏内外。

作品C、魔方（方形）

Christian策展的阿根廷艺术家的作品“魔方（The Square）”的作品理念是这样的：方块里是一个信任和关怀的场所，走进它的内部，我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男主角带着两个女儿，在博物馆里参观尚未公开的展览

《魔方》是贯穿电影始终、一直在包装宣传层面还未正式开放的重要展览，除了博物馆里的展厅部分，还有广场上的公共艺术作品。为了“布展”也就是将“方块”安置在广场上，电影开篇推翻了一座中骑士形象的雕像作品。

显然，骑士雕像是一种英雄崇拜的指征，而“方块”的代替，则是打破个体异化，提倡人人平等。换个说法，就是西方政治哲学里的“平权”意识。“平权”的本意是帮助少数及弱势群体，消除歧视；但是瑞典原本就是一个高度平等的国家，为什么影片还要挑这样一个话题？

要知道，在很多国家，过分强调和维护少数人的权利，早已遭到多数人的逆反心理，也由此出现一个词汇：“逆向歧视”。

回看展览《魔方》，从策展角度来说，一个展览，一旦涉及到公共艺术，面对的就不仅是进入博物馆的那批观众，还需要各阶层、群体的关注，甚至全民参与和讨论。当代艺术面对大众观看并不困难，毕竟，除了周一，博物馆每天都要开门，进门的人大部分都会参观所有展品；只是进门参观的人非常有限，当代艺术走出博物馆变成公共艺术，难在如何“引起关注”。于是博物馆主动出击寻找宣传和包装的方案，试图把这个作品的开展，作为一个话题在社会上引爆。

展览《魔方》的室外部分

你看，一个相信艺术品只有在博物馆里才有价值的馆长，竟然试图让展馆里的作品，走出博物馆获得全民关注。然而，他的采访里并没说错，艺术品一旦离开博物馆，就什么都不是了——影片开启失控模式。

【正 文】

《魔方》是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参展影片里实力最强的一部，载誉“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既然是个电影，又是个国内上映遥遥无期的艺术片，那就索性用“艺术观看的角度”拆解一下剧情——就着那个艺术博物馆的背景和展览们。

《魔方》这个电影虽然有一条事件感很强的主线，却并非线性叙事。尤其是，从第一个镜头起，就透着一股子并不想让人看懂的“当代艺术”范儿。

男主Christian

影片主角Christian是瑞典一座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精英阶层、著名策展人，离异，开特斯拉。影片说的是Christian在广场上被碰瓷团伙盗走手机钱包，费尽周折粗暴找回，最后想要弥补“错误方式”造成的恶果。在这条主线上，身份和立场差异导致的人与人的不沟通、不信任，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日常“车祸”，而现代人社交恐惧的源头，在“车祸”中被镜头放大得纤毫毕现。

1、Christian上班路上在某广场遇到一个碰瓷团伙，当Christian面对未知威胁，在全员漠视的人潮中试图伸出援手时，“求助者”掳走了他的手机和钱包。

博物馆里，Christian的下属，一个年轻的黑人，对手机（开启了定位功能的苹果机）事件极其兴奋，主动跟踪定位，自告奋勇帮助Christian寻机。而方案是，给某栋被定位的“贫民窟”群发打印的威胁邮件：小偷，你被定位了，到XX便利店交还手机和钱包，注明XX收。

Christian被这个荒唐的方案说服了，带着同事找到那栋大楼。不料同事执意待在特斯拉里看车，Christian只得独自上楼发邮件。

上楼之前，Christian问他的同事，我还能相信你么？

Christian穿上同事的夹克去发邮件

2、Christian请的外宣团队来博物馆开会商讨《魔方》的宣传方案。值得一提是，一个画风奇特的老男人出现在会议上。在Christian的团队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拎着一个吃奶嘴的婴儿一起上班和开会。这个画面在电影里被多次强调。没错，这是典型的自由、开放、平权的象征，还会让人艳羡艺术家的浪漫——“艺术家”的身份往往会掩盖一切不合理，就像在艺术馆里，面对金箔和废纸，我们会一视同仁。

婴儿的出现，让这群拥有艺术界绝对话语权的人，显得过分随意和家常——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人，决定了“马桶”或者“垃圾”是否放在聚光下被我们解读成艺术。

3、第一个和艺术有关的“车祸”是在接下来的展览开幕酒会上，Christian发表完激动人心的人演讲之后，请出大厨介绍菜品，可是并没有人想听，艺术界的高端宾客纷纷涌向餐厅。茫然无措的厨师忽然大吼一声喝住人群，随即讲完菜品介绍。

为什么馆长站在这里侃侃而谈宾客都会驻足倾听，而厨师站在这里却被当做空气？

你看，即使是博物馆筛选出来的群体，也会出现无法倾听的尴尬。博物馆内的权利意识在这里出现第一个车祸。

4、作品A的作者在博物馆的论坛区接受公开访谈，观众席中出现一个口吐侮辱性词汇的妥瑞氏症患者（不自主出声、怪叫），又是平权意识的左右，不仅没有人去劝阻或者把他带离现场，还有一群人帮腔解释病人的不自控，并要求大家理解以及假装没有听到。

这段长达五分钟的访谈现场，像极了行为艺术。主持人、艺术家、观众，以及屏幕外的人，在一声声“表子、狗屎”的辱骂中，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沉默着。

道理上没毛病：不分种族、信仰和肤色，以及老弱病残孕，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义务，包括在一个艺术殿堂里听一场论坛。这是平权的基本。但是为了照顾老弱病残孕，而牺牲掉的一部分人的权利，比如正常听讲座的权利，是否又违背了“平权”的基本概念呢？

博物馆里的第二场车祸，仿佛上一个车祸的高端版本，这一次，众宾客选择了忍耐。

——此处假装有截图——

5、虽然发邮件那晚的经历极其不快，Christian的钱包和手机竟然完璧归赵。极度欣喜的Christian在博物馆的派对上疯狂作乐，随后和那位采访过他的美国女记者回家。在她的家里，极其荒诞的场景出现了：一只兀自走动，假装没有看到他们，坐在客厅里画画涂口红的黑猩猩。

关于猩猩这一段，隐喻的是男主在女记者家中看到了他的“本我”。而他在本我暴露的同时，忽然有了遮羞的念头，也就是自我的回归——于是他的本我在涂口红，看报纸，慢慢变回一个理性的人……然而门一关，本我在性欲支配下又占上风。

在“文明猩猩”的窥视下，Christian和女记者在床上做完兽欲大发的苟且之事，又因为争夺避孕套的处置生出另一波尴尬。

6、Christian被奇怪的一夜情和便利店出现的第二个寄给他的“邮件”折磨得心神不定，没有心思讨论即将上线的宣传活动，草草打发给同事。

而这个讨论的决定是，给即将开展的《魔方》做一个和作品理念完全相悖的网络宣传，利用恐怖视频的效果在YouTube上赚取病毒式的传播和关注。

宣传的事情分给专门做策划的公司原本是个很正常的理念，毕竟术业有专攻——但是，这个展览关系到博物馆艺术走进大众视野的语境转换，作为策展人和馆长的Christian，明明非常了解“艺术品一旦离开博物馆就什么都不是了”，却任由外宣公司重新包装“方块”并放在YouTube上——他们聘请的外宣公司，不过是YouTube上做热点小视频的二人组合（此处也算是个Bug）。

YouTube上做热点小视频的二人组合

7、展览A再次发生车祸，这次是真的。

有人来告诉馆长，他们的作品A被清扫车碰坏，需要联系保险公司；Christian立即阻止，要求同事不要声张，关闭展览，晚上按照片复原。

清扫车

对Christian们来说，博物馆就像他们的第二个家，进入这个让人安心的庇护所（另一种概念的魔方），他们的身份是稳定的，话语是有力的。这种舒适感让他们对待艺术的态度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具——正如他们带着孩子去博物馆上班那样。

8、女记者到博物馆找到Christian，执意和他探讨那一晚（一夜情）到底发生了什么。看到女记者，Christian下意识认为自己遇到了每个名人都会遇到的麻烦，比如勒索。然而女记者只是告诉他，她觉得自己爱上他了。显然，Christian并不相信。

就像Christian遇到作品A被损坏时做出的决定那样，面对女记者的逼问，他选择不承认、不沟通和不相信，试图把一夜情当做没发生过。

9、Christian收到的第二个便利店“邮件”来自那栋大楼里的一个小男孩。男孩因为群发的邮件被自己的父母当做小偷，禁止了一切娱乐活动。男孩儿一再寻找Christian，希望Christian向父母澄清自己不是小偷，遭到Christian的拒绝。

Christian在家门口赶走了男孩儿，却被自己女儿的到访吓得不敢开门——一个堂堂博物馆的馆长，在自己的家里，竟然恐惧一个贫民窟的孩子。他害怕什么？

10、这时，博物馆外聘的小视频组合做出来的宣传片儿在YouTube上火了。外宣公司的宣传方案是，让一个五岁的金发小乞丐抱着布娃娃走进这个方块，并在这个方块里被炸得粉碎。

一件博物馆的艺术作品，竟然把乞丐、白人、儿童和恐怖事件联系在一起，视频立刻激怒大众并引发病毒式传播。影片的气氛随即到达高潮。

（这里解释一句：“金发白人+乞丐小女孩”作为恐袭目标的特征，触怒的是因为“逆向歧视”而早已憎恶“平权”的大多数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贫穷无产阶级。）

11、《魔方》的高潮部分是一个看似和主线无关的独立现场。在博物馆的宴会上，作品B“大猩猩”的现场行为艺术……表演。

“大猩猩”入场之前，有声音对宾客提示：“这是一个假想的森林，会有危险发生，请大家按照森林法则求生”，众宾客仍然以为这仅仅是一个餐前真人秀的表演。随着表演者的情绪调度，宴会现场逐渐失控，被冒犯的艺术家和一些宾客愤然离席。“大猩猩”随即控制整个宴会，成为森林之王，紧张的情绪蔓延开，所有人噤若寒蝉……直到“大猩猩”几乎当众强奸女嘉宾，终于有人反应过来，爆发，一拥而上，暴打异类。

如果回忆起前文的猩猩，你会发现，上一只真的猩猩在两个疯狂苟且的人面前坐着画画；而这次的假猩猩，却在人类的高雅殿堂上兽性大发。

除了两个荒诞场景里“真假猩猩”的互喻，这一幕与之前的某些场景也颇为相似——被妥瑞氏症患者打断的艺术论坛。那位妥瑞氏症患者和这个扮演大猩猩的人一样，都是周围这些“高雅艺术的欣赏者”害怕沟通的异类（少数裔）。

无法沟通，是因为多数人对自己的身份过分维护，害怕任何当众行为会被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不尊重平权）。与其说他们是害怕阶级对立，不如说是他们害怕自己变回对方的阶级（出现对方的举止）。

“大猩猩”用一个失控的表演，成功地把现场的“高雅人士”统统拉下文明的神坛，返回兽性的森林。现场爆发一段众多礼服男围殴异端分子的“粗鄙行为”。

如果你看懂了这个行为艺术，这个电影里所有的“不合理”的存在就都有了解释——平权，的确存在于类似博物馆这样的高雅殿堂，也就是“魔方”之内，但是，当无法沟通的异类进入这个魔方，众人呈现的“集体失语”其实源于恐惧，也是他们在“魔方”之外，对他人或弱者选择视而不见、不听不信的那个恐惧——恐惧他们持有的文明、高端、正确的“标签”会被人碰掉。

12、失控的宴会之后，剧情从一开始的拒绝沟通，开始转向弥补性的沟通。

当Christian在家门口再次遇到贫民窟的男孩儿，他失手把孩子推下台阶，而这一切都让自己的两个女儿看在眼里。

终于，他去门外的垃圾堆翻找被扔掉的男孩的联系方式。就像他按图复原自己的博物馆里的“垃圾堆”一样，这次他进入一个真正的垃圾堆，试图掩盖自己的过错。

找到电话号码，Christian坐在沙发上，对着手机摄像头，录制了一段演讲般的措辞：对不起……我是犯了错，但这些错误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是社会的错……

你看，Christian们并不是放不下身段，而是和他们的身份地位根本就无法分开。当他面对一个被他伤害过的小男孩，试图开口道歉时，却在长达几分钟的时间里几乎没说过人话——为自己辩护开脱以及向社会转嫁责任，是Christian们的惯性。

13、Christian在新闻发布会上道歉并宣布引咎辞职时，被愤怒的观众追问到哑口无言，还是油管视频组合的认责声明挽救了他。随着记者对展览详情的追问，Christian顺势给《魔方》做了一把广告，尽心尽力地介绍《魔方》和艺术家的真正意图。在Christian的官方发言中，一切仿佛又回到正轨。

你能说Christian是对艺术或者他人漠不关心的那类人么？当然不是！Christian们秉持环保理念，关心弱者，爱护孩子，对冷漠广场上对求助者施以援手……虽然他从未“忘我”，可是你看到了，他分明是以社会道德和身份职责为己任。

14、终于有一天，他带着孩子们路过那栋他群发过邮件的楼，带着孩子们一起上楼，敲开一家门，道歉。独居的老人说，从未拆过没有收件人的邮件——而他们找的小男孩一家，上周就举家搬迁。

故事就这么结束。Christian试图弥补的结局戛然而止。

【最后再说两句】

在平遥电影节最后一天认真二刷的两个多小时里，我有一个钟头都在如坐针毡。抛开《魔方》的剧情，就不难看见，影片中所有的失语和荒诞，都在直指我们每个人的身份意识。

而当剧中人物真的忘记身份，传递出来的，又满目荒唐：比如Christian和街头乞丐的若干次沟通和互助。是的，互助。没有“情感投射”的互助行为，是影片中隐藏最深的真正“平权”意识——无论是求助方还是施助方，都是“你有钱，分我一份；你有时间，借我一点”的理所当然。事实上，这种互助行为，通常发生在相熟的同事、朋友之间（同阶层），然而他们的身份分别是精英和乞丐。

影片中所有突发情节，表面上是搞笑的包袱，镜头语言却是行为艺术的犀利。就是那种，放大社会的荒诞、人性的不堪给你看，看到你不忍直视，艺术家却一直在演，导演也并不喊停……没有反转或者结局的提示，你甚至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然而面对巨大荧屏上的“真实”感，你却不得不一直反思，一直看。

比如这个影片里，长达五分钟的Christian楼上楼下的塞邮件；

长达五分钟的艺术论坛上的侮辱性谩骂；

长达五分钟的两个油管小男生的尴尬项目演示；

长达五分钟的女记者对Christian的“事后”追责；

长达十几分钟的“大猩猩”的宴会“表演”；

长达十几分钟的记者发布会上的问责和解释……

事实证明，该片的重复观看会对影片的人物设定产生生理不适。这些全靠表情动作的单一场景、单独叙事的镜头，撕碎了电影的连贯性，也严重考验了观众的耐心……却渐渐显露出“行为艺术”的本质——唤醒。

回顾影片开头，Christian在广场上放置代表着信任和平等的“方块（The Square）”，又在广场（The Square）上被骗，这大约是导演玩儿弄的文字游戏——“平权”这个概念，在政治正确的高压下，早已被掏空本质，变成“失语、失信和互恐”的源头：少数人因此变得无所忌惮，更多的人都在尽可能收缩回自己的阶层（群体）里，无视他物。这导致了真正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变得越来越差。

如果“平权”这个概念真的有用，唯一的出路已经在《魔方》中得到体验：变成TA。无论你的肤色、信仰、种族、健康……是什么，你只需要变成你的交流对象，和TA处在同一个森林（方块）里，按照TA的方式去调整自己的语言、动作和思维方式和TA交流。主动变成TA。

馆长说的没错。你变不成TA（更好的），都是社会的错；而TA变不成你……

那个惧怕十岁小男孩的博物馆馆长，你以为他怕什么？他害怕男孩的家长有暴力倾向，害怕被不知底细的人勒索，害怕贫民窟的门内，住着一群向他伸手的人，就像他在便利店里遇到的乞丐。当然，他更害怕的是男孩的出格举动让他受到非议，就像他会害怕黑人同事的不可信任，害怕美国女记者打扰自己的生活。他所害怕的，和“社恐”人士所恐惧的其实一样——看不到你的底线，我没办法和你说话。

你以为只有博物馆馆长才会珍惜自己的名贵羽毛么？

其实，你我和他一样。

在北大百年讲堂观看《自由广场》（又名《方形》）的那个晚上，人山人海场面火爆，因为这是今年“欧盟影展”的闭幕影片，也是今年戛纳电影节折桂金棕榈的最佳影片，观者无不慕名而来。而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奇妙的观影体验。

伴随着不断的笑声，以及长久沉默的深思，这部近两个半小时的长片画上了尾声，但是所有人似乎都意犹未尽。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就是对本片的最好肯定。这真是一部奇妙的电影，你怎么解读都行，就像多棱镜一样，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现实投影。

一千个观众恐怕就有一千个《自由广场》。

解读角度一：

生活就是从一种限制到另一种限制

主角Christian是一位人们眼中的成功人士，作为知名博物馆策展人的他，是艺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严格遵守着都市的丛林法则，社会的运行规则在他的身上畅通无阻，过的则是规规矩矩的上班族生活，他兢兢业业又情商不低，善于处理各种问题，在形形色色的人之间周旋，他没有任何越轨出格的“劣迹”，堪称现代人的楷模。所以他当然受人尊重。

但这种生活成就着他，也在无形中限制着他，他活在一种将死未死的僵死生活状态下，和很多现代人一样，虽然获得了社会上的认可，却也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活在平静地绝望之中。

而他需要一种突破，一次逃离，将这种牢不可破的限制彻底超越。而这次“越轨”的导火索就是那次“意外事件”——手机钱包以及袖扣在广场被偷。在损友一般的下属极力怂恿下，他终于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情，打破了这种生活的界限。他写了恐吓信，而且把恐吓信塞进了“疑似盗贼” 的小区住户信箱里。

他就像一个盗贼一样，挨家挨户，极度惶恐地做着这件事。这种“壮举”在他的一生中恐怕也绝无仅有吧？这件事虽然的确“出格”，在情感上却是可以理解的，让小偷受到威慑自动物归原主，其实就是为了实现正义。而事实证明他“敲山震虎”的计谋奏效了，盗贼受到了惊吓然后乖乖把他的东西归还给了他。

Christian大喜过望。可是事情并未就此打住，他“宁可错杀一万，也不漏一个”的举动惹恼了那些无辜的住户，他也受到了一封恐吓信，上面说你冤枉了我，我要“make chaos with you”(给你搞事)，于是他又开始惶惶不可终日。生怕事情败露，然后让他这个“体面人”身败名裂。而当那个被冤枉的小男孩亲自找上门来，大吵大闹给他闹事的时候，他真是很无奈。而后来带给他噩梦的那一连串事件，也不能说和这件事毫无关系。

从我们的角度看，Christian为了拿回自己的东西恐吓小偷，并没有什么大可指责之处。可是他的天真之处在于，忘了生活是多米诺骨牌，有些事情不是想突破就突破的，一旦在生活的墙壁上打开一个洞，可能会让正义伸张，也可能引入噩梦般的暴风。

事实最后证明，他的“越轨”行为，并没有成功突破生活的界限，反而给他惹上了大麻烦，导致新的伤害和限制。当你想要突破生活的限制，做一些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时，反而会意外触碰别的机关陷阱，陷入不可知的黑洞之中，被更大的限制所包裹。细思极恐，可确有其事。这就是生存的悖谬，也是人存在的矛盾之处。

解读角度二：

都市文明的虚伪，现代人的人格分裂

在讨论“Christian恐吓信事件”时，我们需要讨论一个问题：现代人究竟有多矛盾？

这件事发生的当时，主角Christian正在全力以赴策划一场名为“The Square”（方块艺术）的艺术展览，方块上特地刻上了一行字，大意是——“方块是一个充满关怀与信任的避难所，方块之内，我们同权同责。”据Christian说，方块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这个展览的目的在于激发观众灵魂深处的利他主义，改变对他人的冷漠态度。但他本人已经真的接受并且做到这一点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他还是那个“精致利己主义”的忠实践行者。

片中不时会出现很多乞丐，在街头瑟瑟发抖。导演特地用这些弱势群体寒碜的表现，来比对那些衣着光鲜的“体面人”。虽然乞丐需要人同情，可并没有人真正在乎他们的死活。以Christian为例，他对乞丐强装悲悯同情，可实际上并非真的觉得他们值得同情（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谁不觉得那些衣着粗鄙又缺少教养的乞丐面目可憎呢？），即使偶尔觉得他们可怜，也是有附加条件的，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文明有礼的现代人，起码不能让自己觉得难堪。比如当乞丐很主动地大声要钱的时候，出于面子他必须得保持风度，既不能置之不理又不能随便散钱，于是他买了一个汉堡扔给了乞丐。

Christian对别人说“要相信别人，对陌生人友好”，可是他却在自己贵重物品被偷走后耿耿于怀，甚至不惜以恐吓信这种充满恶意的方式来索回，即使在伤害了整栋楼的居民后，还不觉得于心有愧。他的解释是，“我一直觉得，住在那种房子里的人品格也不会有多好，不只是我，我们这个阶层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当被冤枉的小男孩要求他道歉的时候，他粗暴地回应，就像驱逐一个疯子一样使劲推搡他，把小男孩从楼梯上推下去，虽然镜头没有给小男孩，但是肯定他因此负伤了，那句不停回荡在Christian心中的“救命”就是他罪恶行为在内心的映照。虽然他意识到自己过分了，但惯性还是让他不由自主地如此“虚伪”如此“不文明”。

当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不由自主地吹捧自己很懂艺术，可却连一个简单的艺术问题都回答不上，让人尴尬。而他望着美女记者垂涎欲滴，嘴里却说“我才不会上她呢”，转眼就已经和她滚床单去了。而即使上了床，他对这位女记者还是处处提防，从完事后两人争抢安全套这件事就可见一斑。他并不喜欢她，却忍不住不和她上床，然后当女记者因为被疏远直接找他理论的时候，他却又标榜自己对她还是有点意思的。

导演还扔给观众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些靠艺术谋生的人，真正在乎艺术吗？比如在开场时，一架吊车在博物馆门前粗暴地搬运艺术品，一座中世纪骑士铜像轰然倒地，骑士的脑袋不知所踪。还有展览用的土堆艺术被清洁员不小心捣毁，策展人命令下属随便扒拉一下复原，然后照样展览。还有那个开讲座的知名艺术家，高高在上侃侃而谈，而面对台下那个秽语症患者直言不讳的批评，他满脸不悦，却还在强颜欢笑，后来在宴会上面对一场别开生面的行为艺术，这个艺术家第一个愤怒离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尊重艺术表演的气度……所有这些给观众的感觉就是，这群人对艺术敷衍随便，并没有丝毫敬畏之心。

片中还有很多颇具意象化的场景，比如屋里两个情浓的“文明人”激战正酣，一旁的大猩猩拿着报纸看报，还握住画笔“搞艺术”。还有那场堪称高潮的的行为艺术表演，宴会上都是体面的社会名流，赤身裸体的艺术家助兴模仿大猩猩，对着在座诸位动手动脚很不友好，在忍无可忍之后，一群文明人大喊着“杀了他”对艺术家群起攻之。

这些荒诞的场景在强烈冲击着观众，自由的野性和做作的文明互相交织，尴尬之中却直指现代社会的绝症——现代人的自相矛盾，现代文明的虚伪可笑。可是这些问题早已有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时刻都要面对，我们生活在虚伪的现代文明之中，时刻都要扮演一个言不由衷自相矛盾的小丑，活在这个尴尬死人的时代里。就算这些问题被放在银幕上放大讨论，依然无法改变现代社会的痼疾。这是一个失语的时代，任何事物都在消解它本来的意义，只有荒诞无处不在。一旦言说，连言说本身似乎都变得荒诞了。

解读角度三：

冷漠的都市，以及与陌生人如何相处

这是一部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创作的作品。也许就是导演本人眼里的瑞典在银幕上的投射。在很多人眼里，瑞典一直充满诗情画意，那里“从摇篮到坟墓”完善的社保体系，让无数国人羡慕不已。可是这部电影里的瑞典充满了冷色调的幻灭感，似乎还有贫穷问题，充斥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不信任（仿佛就在中国），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避世天堂”。

不光是那些体面的中产阶级们彼此间存在信任危机，“体面人”对待穷人也完全没有信任可言。从“恐吓信事件”就可见一斑。穿插在这个事件中的那些人物，无一不是偏见的受害者。表面上是一起偷窃事件，其实是都市里岌岌可危的人际关系。有产者嫌恶无产者，无产者嫉妒有产者，中产者蔑视低产者……即便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主角Christian也并不被下属信任，当遇到事情第一个被下属出卖。还有影片高潮之一的那个宴会段落，疯狂的艺术家像动物一样骚扰其他人的时候，所有宾客都装鸵鸟明哲保身，即便被伤害者的惨叫和呼救声如此刺耳，所有人都无动于衷。那些伪善的同情与理解，在都市冰冷的丛林法则面前不堪一击。

所谓的文明的有钱人，对于那些贫穷的无产者是一种傲慢又冷漠的态度，他们对自己无比自信，对其他一概充满偏见。似乎财富地位就能决定一切。只要有钱，就一定有修养有素质而且精神高尚，否则就没有任何存在价值，连人品都必定低下。这就导致各种冷漠的悲剧，缺少理解与爱的社会，上演着一幕幕荒诞又揪心的讽刺剧。

从对待乞丐的方式，大概就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人情冷暖。在主角Christian生活的那个城市，虽然人们都知道乞丐是弱势群体，却并不欢迎他们，我们看到装扮成乞丐的小女孩被炸弹炸飞，然后这段视频在YouTube上被顶到了热门。而最后Christian忽然良心发现，也意识到这种伪善的行为是不对的，他的内心开始有了转变，他故意把包包让一位乞丐帮助看管，这本身就是一种信任，而乞丐虽然穷但是也没有偷，这个结果让他对人性又再度燃起了信心。可见人格高下，不是用钱财划分的。要化解冷漠与偏见的悲剧，爱与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利器。

解读角度四：

现代人的救赎之道

一个人变得伪善冷漠，很大程度上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社会就像一个牢笼，生存就像一个魔咒，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屈心抑志改变自己，为了让自己顺利融入这个大染缸，每个人都被迫把自己染成了整齐划一的颜色。而自私冷漠的社会氛围也不是一天形成的，自有其深层原因。现代人的“罪与罚”如何解决？是我们应该好好深思的问题。

电影虽然最后没有明说究竟怎么做才算对，但是男主角Christian最后还是做出了改变，他一系列反常的行为都折射出他内心的斗争和剧变。他要向自己用冷漠伤害过的人道歉，他不想继续伪善地处世了，他要引咎辞职，然后向世界说出真相。

这不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为了他的女儿们。他希望做一个好父亲，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而不是一个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伪善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所幸的是，他并没有在现代社会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而是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虽然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这种回头究竟对不对，值不值得，但是他已经错的太多太久，需要坦率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灵魂了。

也许只有坦诚，才是最终的拯救之道。

首先，讲一个笑话：

（1）：我从来没有向你借过水壶

（2）：我还你水壶的时候它没有破

（3）：我从你拿到这水壶的时候，它已经破了

以上三段式是弗洛伊德用来阐释梦的奇怪逻辑，但是，这种“即使.....然后......”的话语结构不正是《方形》这部影片构成的前提吗？

《方形》应被视作一种现实主义——不是德西卡或罗西里尼的“社会现实”，也不是安东尼奥尼的“心理现实”，为阐释此种“现实主义”，应当发明一个名词：超—现实主义（并非超现实主义或超写实主义），一种仅仅存在于影像文本之中的失衡的现实主义。

在超—现实主义中，《方形》进行着一场“当代艺术”，一场战争。只要《方形》或《寻梦环游记》这类影片仍旧成为当下热门，那么，当代拉康派就根本没有必要将《失落的一角》，或《失落的一角遇见大圆满》列为儿童的必读书目的必要，以“汝所何欲？”（Che vuoi？）的思路忧虑，是这个时段它们最应先进行的事情。

（一）为什么所有艺术都是当代艺术？

从艾未未到葛宇路，直至21世纪，“当代艺术”仍旧以一种威胁社会秩序的粗暴、可怖面孔存在——如果你只去看并准时收看电视上的大众新闻。

但是，“当代艺术”并不存在，或者，只存在于保守派的“幻想”之中。

《水形物语》为二元对立意识形态创造了一个增补

在2017年的金狮奖得主《水形物语》之中，人形水怪的畸像为影片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时代背景之剩余提供了一个增补——它可能是意识形态的“第三极”（“不结盟”运动的诸多国家，有趣的是：“水怪”的故乡来自第三世界），也可能是“两极”内部不属于“两极”的个体（这种论调是否想起谢林《世界时代》的“神圣的疯狂”？），或者是其他的意象——如果我们把视角从其所在的语境移置当下，那么是否代表着一种少数族裔？黑人或者墨西哥移民？但是毫无疑问地，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仅令我们看到一个畸像，一个三极的斗争。

保守派所谓的“当代艺术”等同于这样一个“水怪”形象，它是产生于近代或当代，一些行为艺术，装置艺术，达达主义的总称.......一切颠覆经验，或威胁既定艺术形式、美学的艺术方式或内容均可进入这一敌意的“增补”中。

“所有的艺术都是当代艺术”不仅仅是一个比喻，更不是时间的“此在”，相反，判定“什么艺术不是当代艺术”，却是个政治性的命题。

回到原始时代，“艺术”被定义的初期，从“无艺术”到“艺术”的过程需要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将什么称之为‘美’”，一些非艺术的日常经验被进入“艺术”的诉求之中。

哥特（Gothic）与巴洛克（Baroque）作为西方艺术主流其中两支，究其词源即“野蛮人的（Goth）”与“怪异（Barocco）”

“艺术”的意义正是一些从“非艺术”进入“艺术”视域的过程，而不是重复其自身，这就是为什么应该重视《方形》开场不久之后，Christian接受女记者采访时所阐释的一些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术语符号的原因（展览—非展览、“可展览性”、地点—非地点......），这些可归结于“原始生产性”，影片自我读解了不久后将要逐渐展现的自身，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再次向德勒兹致敬。

《泉》

狭义地“当代艺术”一方面僭越其发生空间，另一方面，令“非艺术”闯入曾经“艺术”的空间（杜尚的《泉》即后者的一个论据）

狭义的“当代艺术”是拉康理论的一个实证，或一次预演，它预演了实在界如何闯入象征秩序之中。

"方形"隐喻

鲁本·奥斯特伦德为欲“解读”电影者设计了一个圈套，从门、窗围成的拘禁构图到Christian女儿的啦啦队表演的舞台边界，《方形》不缺乏“方”的意象，但也意味着一个更大的，更为接近，且无处不在的“方形”就此被忽略，即观众正在凝视的，放映影片的银幕，除却“元电影”，少有影片会提醒我们注意银幕的边界与视线的禁锢，《方形》注意到了这个隐喻，因此在文本之外，同样属于“当代艺术”。

在这里，银幕=拉康所谓的“镜像”，影厅的灯光彻底关闭之后，我们将短暂地会回到镜像阶段前的那个婴儿的状态。

《方形》最理想的观众群体并不是第三国家的青年，也不是美国，而是欧洲本土的“中上层阶级”或被称为“白左”的知识分子，它们与“Christian”相同，“观看”即完成艺术的最终创作（或用“生成”更好一些？），在内—外相互审视关系建立之后，所有人都是艺术的一部分。

（二）、“方形”为什么是彼此互相信任与帮助的场所？

一个幽灵，犬儒主义的幽灵，在世界范围内游荡。

马克思的的“商品拜物教”逐渐被一种“犬儒主义”所修正，事情的关键点并不是“他们不知道。但他们正在做”，而是“他们清清楚楚明白，但他们仍在做”，犬儒主义展示了知识理性与行为理性的断裂，每个人都可能是犬儒主义的主体，康德在对“自由争辩”的补充中写道：“随意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必须服从”这样意味着：“在学术上，随意解构，但是，在生活中，服从权威！”——犬儒主义创造了一种“临时”的价值观。

真正驱动我们（犬儒主义者）日常行为的并不是我们思考之后的成果，更像是一个信仰机器：西藏转经轮或全自动榨汁机，我们只需要做的，是转动它或按下按钮——去“行动”罢！

Christian面临的并不是“在公共空间内服从，在私密空间内解构”，相反，公共空间内的“解构”倒置为另一种形式的“服从”，这意味着：在公共空间（日常的策展）之中，他不得不解构当下社会的冷漠现象，而在私下，实在界的异象“闯入”象征秩序时，不得不做出和所有人一样的行为，由于左派占据话语权与道德制高点，当下（至少艺术和思想界如此）的犬儒主义，被反向加密，《方形》则是依托于其“反向之反向”的结构。

《忧郁症》中框定小行星的线圈：幻想的边界

一种拉康色彩更浓厚的解释是：“方形”之所以是我们互相信任和互相帮助的场所，如同在影片《忧郁症》中人们为观测小行星与地球间距离所用铁丝围成的圆形框架，我们用“幻想”框定日常生活，“幻想”的另一重假面即是“经验”或“常识”，在“幻想”视域内，所有人都可以，都值得互相帮助。

“幻想”可以被解释为美颜相机的一个“滤镜”在“滤镜”中，实在界脸上的油光和痘痘都消失不见，在手机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完美的女（男）生，她（他）应被指认为“象征秩序”或“大他者”。

《方形》所关注的是幻想与实在界的失衡，现实与象征秩序的不对等，在“行动”（Christian挨家挨户投递恐吓信）的这一刻，他不得不借用同事Micheal的外套，因为他“不能”这样穿着西装进入，此时犬儒主义与“幻想”两种读解汇合——为了维护自身的公共形象，他不得不以“成为他者”的幻想去完成他身上不属于这个“Christian”（的超我）之特性——这是一种关于“共谋”的借口，我们不妨像一个功利主义者那样：就是“做”了。

在这个缓慢如同恐怖片的推镜头中，灯光不定的明暗构成了构图中前景—后景的二分法，阴暗的灯光随时有可能将他吞噬，Christian的社会性“自我”表征被取缔，他处于象征秩序—实在界，或者超我—本我的中间点上，此时在画外，也即构图的尽头（可延伸的画外空间内）一定会有狗叫声这一威胁性的元素，他或将向本我回撤，堕入混乱，淫秽的“世界之夜”中。

失控的奥列格

（三）、为什么奥列格会失控？

《方形》在晚会上模仿猩猩的奥列格的失控进入高潮，从线性时间来看，这一场发生在展览馆因“视频事件”造成公关危机之后，Christian参加记者招待会晚宴，它也许就处于宴会厅的某侧，但是在意义上看来，它仿佛被影片悬置，一场“无害”的危机

被囚禁的奥列格

然而，我们完全可以认定此时Christian的地位被奥列格取代，在之前，奥列格被囚禁于展览馆的影像装置之中（屏幕的边界又是一个“方形”！）。在展览馆公关危机爆发以后，欲望的客体，或“本我”的替身突然“闯入”象征秩序之中，后者随即解构。

在好莱坞流行的灾难影片之中，无论灾难“有害”或“无害”，灾难其本身往往承担“带来创伤的第三者”，无论是地震，还是入侵的外星人，在影片中，往往存在一条情感的暗线——灾难成为了其感情向度的实体，影片结尾，灾难离开，男、女主人公在一起——这是当下最为流行的“大团圆”结局。

《变形金刚》实际上是一部校园影片，和机器人无关

我们完全可以以上的剧情架构看作一部校园题材的影片（更重要的是：如今这类题材的主人公也往往是青少年），，感情的“暗线”其实是明线，它满足（或“剥削”）了主要观众群体——青少年远离校园日常的诉求，却又保留了校园情愫的部分，

《方形》“无害”的毁灭性灾难——失控的奥列格，却仅仅是“灾难”的本身，一个真正的，绝对的主体，破坏象征秩序的“纯粹之物”。

在一些毁灭性的场景中（连同前面的某一幕：一场公开访谈被某位精神失常者的污言秽语打断），暗示了影片的结尾，“结尾”在这个语境中的含义并不仅仅用来表述Christian的离职或记者的尖锐质问，同样还有一个画面淡出的“结尾之后”的结尾，搬走的孩童被“象征化”，将可能以一种威胁性的他者姿态再次闯入——将会是另外一部影片，诸如《定理》或是《趣味游戏》，也许将会是《妖夜慌踪》？

（四）、《方形》的陷阱

从《我是布莱克》到《方形》，在观众对“回归艺术性”的诉求中，戛纳比柏林和威尼斯的否定更为坚决（但是《肉与灵》和《水形物语》真的因其艺术性获奖吗？）

再来看另外一个笑话；

“为什么你告诉我你要去克拉科夫而不是伦贝格，你就真去了克拉科夫？”

这个笑话来自弗洛伊德，之后被拉康引用，又被齐泽克再次引用，齐泽克认为“通过将真相表述为谎言，一种现象可以准确地讲述这真相”，鲁本·奥斯特伦德同样可以通过指涉“白左”的犬儒主义重构“真相”的地位并与自身划清界限，《方形》不会像《母亲！》或《圣鹿之死》一样，越过“政治正确”的底线。

再来看去年的另外一部热门影片：《寻梦环游记》

《寻梦环游记》最终向家庭价值回归

“冥界”的生存—死亡（同样是影片“危机”的建构）来源于墨西哥民间传说，或是拉康的“象征界死亡”，但最终通达至一个更为传统的家庭价值的回归:“Nothing’s more important than family”

拉康与“政治正确”（回应特朗普的“墨西哥禁令”）再一次成为了被“需要”的对象。

还需要结束语吗？如果有，那应当是“Welcome to the jungle,soon you will be confronted by a wild animal.......”

这将是当代拉康主义者的处境？

参考文献：

斯拉沃热·齐泽克：《享受你的症状——好莱坞内外的拉康》，尉光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

斯拉沃热·齐泽克：《齐泽克的笑话》，于东兴译，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1班

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王师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 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

吉尔·德勒兹：《运动—影像》，谢强、马月译，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影片以各种缓慢的铺垫徐徐展开，路边乞讨的人衣冠楚楚的路人，来艺术展进行人类高级活动却不尊重厨师的人群，内心认同威胁信却希望借别人之手做自己觉得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的主角。讽刺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让观影者在影片进行中不断发掘，感到那种脑子里“叮”的一声声，来继续漫长的电影。

当然全片都在讽刺Christian真实可触的虚伪，但我感觉兽人的晚宴，楼梯里跟小男孩的冲突，这些有点过于刻意了，导演就是这样重复重复转圈圈地给自己的花瓶打磨上色。

片中一大烂笔，跟女记者的情节，讽刺利用权力征服女性上床的男人。仅仅因为女记者说自己不常跟人上床就一下子变无辜了？一次hookup从头到尾互相没有强迫，你情我愿，为什么事后要背上道德的负担？为什么男性要因为自己的先天性别cliche成为被谴责的一方？真正的男女平权是不预设立场，把一男一女当成两个“人”来看待。

继续大部分无聊无聊俗套俗套，直到辞职发布会，“是不是因为担忧而进行的自我审查？”精彩的一个问题！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什么，十几秒的爆红视频并不十恶不赦，为什么一个人的命运要因此改变，并且这个人还要逆来顺受，接受这个社会虚伪的逻辑。如果导演此处站在提问记者一边，配合前面的女记者事件，这是导演在选择性自由主义吗？

另外Christian一个从头到尾没有参与视频内容的人承担了所有责任，参与视频讨论的同事始终躲在事件背后，犹如在兽人宴会上安静的旁观者。

最后感觉选这样一部片做金棕榈也有点刻意的尴尬，如果为配合当前社会环境而着意选择此片，或者至少它加了分，是不是也是制度性歧视其他的优秀作品，鼓励八股文？

难道不是组委会配合电影，续的一个真实世界版的超现实主义的自我嘲讽？

当代艺术引发的非议，或者其本质问题，已经在《方形》这部电影中得到了全面展现。之所以产生问题，其原因与“大众艺术”这个词汇中直露的悖论如出一辙。当代艺术其实也已经将自己变为“大众艺术”，但不是像电影那般通过商业达致的普及，而是在姿态上变得更加民主：比方说装置艺术，便是邀请观众一同进行体验。艺术不再有门槛之限，它敞向所有人。

当代艺术从自身缘发出了这种民主化倾向，但与此同时，它也仍然不忘记自己还是一门“艺术”，即一种加工、制造并进行包装的非消费品。它建构在艺术内部的话语与规则之上，逾越了日常生活的界限。这是当代艺术既敞开身姿接纳看众，同时又让他们觉得难懂的原因。当代艺术在显现出民主社会共有的平等观念时，也不能忘记自己首先是作为艺术存在的。

展览简介－观众

这种矛盾反映在了《方形》中，电影一开头就是女记者采访策展人克里斯蒂安的场景。面对出现在美术馆官方网站上的展览介绍，满脸疑惑的女记者想向克里斯蒂安探个究竟，却没想到收到的回复竟然如此简单：一件日用品放在美术馆中，是否也能成为艺术？在此，尴尬或者说幽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克里斯蒂安直接但同时又有点无奈地指出了展览简介“不说人话”的事实。

这难道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看展活动中，都能明显感觉到的吗？无论是策展人还是艺术家，似乎共用着一套与日常用语迥异的话语体系。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能在展览的前言中读懂展览信息，更多情况是被淹没在高大上的术语中，有时还会有不少理论话语来帮忙。前言原本用来帮助观者理解展览，最后让人感到更加困惑，说明它只有一个目的：即将作品包装为“艺术”，超越常人的理解。

当然，也有一些真诚的前言确实点中了展览的要点，但大多数都只为显示自己的“高级”，故而不想说人话。艺术难道不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伪装起来的吗？首先组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必须包括艺术家、评论家、还有有钱的买家，艺术家负责生产作品，评论家吹捧，买家购买，艺术就在三方组成的封闭圈子里流转。并没有观众什么事，最后等到某位艺术家被吹捧起来了（以作品卖价衡量），观众便顺理成章地加入进来。名气源自内部炒作，与观众无关。

艺术家－观众

《方形》以逗趣的方式戳穿了艺术活动的这些“阴谋”，其中并没有高高在上的得意姿态，不如说姿态贵显真诚。比如在展现当代艺术家与观众之间奇怪的关系上，《方形》再次采用了当面交流。艺术家与主持人安坐在台上，观众静静待在台下聆听。内着工装、外套西装的打扮，显示出艺术家虚伪的本性。谈话情形也极为常见，对谈内容都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艺术家的回答必须使用一台解码机器才能解析。而观众却傻乎乎地坐在台下做好涨姿势的准备，但很可能对谈结束之后他们什么也没获得。

这还只是复制现实生活中艺术对谈的表面现象，更加妙趣的是台下一位观众因为病症不断地喊出不堪入耳的粗话。这既是一个象征，代表着观众内心被压抑的不解和愤怒开始爆发出来——因为没有人会说自己完全看不懂当代艺术，而事实是他真的很可能完全没懂，而为了伪装自己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他现在选择乖乖地坐在台下聆听发言，并装作听懂的样子——困惑和不解这个真实情况被压抑在潜意识里。这些辱骂是对观众内心的病症学诊断。

同时这也将整个访谈现场变为一处艺术现场，因为它逾越了现实世界运作的规则，引人进入在场的情境中，并目睹自己身上涌现出的尴尬。在如此严肃的艺术访谈中，观众应当约定不发出任何声音才是，除非是想提问。但现在，这套约定俗成的规则被打破了，日常生活的交流遂变成一次艺术行为，所有人都卷入艺术运作的场域里。这是整个场景引人发笑的原因：艺术家虚伪的话语被揭穿，艺术活动假造的姿态被拉低，艺术被嘲讽、被戏谑。

作品－策展人

反映策展人和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方形》中有两处。其中一处是某件艺术品堆积的碎石不小心被参观者踢掉，面对如此严重的一件事情，克里斯蒂安“急中生智”直接指示工作人员重新将其堆好。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是当着女记者的面作出这些指示的。可能因为女记者不懂瑞典语因而没有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情况也很可能相反。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事件引发的就是作品的归属问题。如果作品被破坏后，策展人能在不告知艺术家的情况下自己将其修复，那么这件艺术品还能不能算是这位艺术家个人的作品？

比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是，策展人或美术馆方面并没有权力来将因为观众不小心破坏的展品自行修复，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当然，因为这只是一件堆积作品，其完成也很可能就是工作人员做的，修复前后也基本上看不出本质差别。但因为非艺术家的外力作用在了艺术品上，那么它恐怕就不能再算是一件个人作品。这也许就是艺术圈中众所周知的谎言，克里斯蒂安显然“驾轻就熟”，对于这种突发事件懂得如何处理；而《方形》揭开的只是其中一角。

这组镜头之所以让人感到尴尬、有趣，并引发了一丝丝难解，在于克里斯蒂安是当在女记者的面做出指示的，当时两人可正在计较性与爱的问题呢——撇开这个厚重又深刻的话题吧，虽然它很能揭示中产阶级道貌岸然的虚伪本性——只谈指示的毫不遮掩，很可能说明了美术馆自行修复作品的举动在艺术圈中乃是司空见怪的事情，即便艺术家知道了又怎样，还不如省点事更好。这从侧面透露出被蒙骗的只是观众，而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记者等无非沆瀣一气。

作品－观众

当然，观众也不是蠢蛋，他们以自己的“无知”抗拒着艺术作品的“高深”。这反映在电影中出现的几处对展览现场的观察。作品旁边毫无例外地坐着傻乎乎的工作人员，监督看展的观众不去破坏展品。然后观众一律带着无知的神情从墙壁后面探出头来，偷偷瞟了一眼便匆匆离去。或者随身挂着相机的观众进到展览现场，呆立在那里，随便瞄上几眼，拍下几张照片，然后赶往下一处展览现场。观众自然是看不懂的，但他们也不想看懂，他们展示着自己的“无知”，撕下艺术圈道貌岸然的伪饰姿态。

这个场景之所以引人发笑，是因为我们感觉到它们是如此的熟悉。在平时的看展过程中，不是经常看到类似的情形吗？走马观花的游客打卡一般流转在一个个展厅，而对作品有多少具体的欣赏价值他们是不太关心的，他们在乎的是能不能拍下照片，发到朋友圈。或者我们自己也不是这样吗？即便带着一种审美的心态，但对当代艺术过于高深的理念感到蒙逼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匆匆瞄几眼，甩头走人吗？

如果说当代艺术将观众隔绝在外面，以内部圈子的方式运作，那么它同时也不得不“邀请”观众，来伪装自己确实是在进行艺术展览，虽然观众在此是以虚拟的方式存在的。与此同时，观众也以自己的方式“利用”了艺术作品，比如将其当作拍照的背景或抬高生活品位的工具。原先是艺术家通过作品与观众进行交流，如今则是作品将艺术家和观众隔绝了开来。这就是当代艺术虚伪的内核，艺术成为了上层阶级自我话语的建构，大众只是被利用来为它的“民主化”阴谋服务。

作品－世界

反映在作品－世界这一轴线的，是美术馆对展览作品的宣传，这同样也可以看成是策展人－作品轴线，但我们放在这里讨论。《方形》中作品宣传的话题，是电影中尤其重要的一块。因为只考虑流量，“病毒式传播”的宣传引发了伦理争议。在这里，电影再次逾越出中产阶级的话语范域，将克里斯蒂安拖入了尴尬的境地。这当然是为了再次凸显中产阶级道貌岸然的形象，同时也在嘲讽现代社会只看流量的宣传方式。

一切都是话题，与艺术作品了无关系。并不是艺术作品吸引观众来看展了，而是外在于它的宣传吸引了大量观众。这难道还不虚伪吗？还不本末倒置吗？如果说连当代艺术（号称最标新立异）都要病毒式宣传来吸引观众的话，那么其他的展览怎样才能保持人气？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反映在“作品－世界”这轴的，还有就是如果作品中的人物侵入了现实，会发生什么？

这也许是《方形》全片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原本只出现在展览屏幕上的奥列格如今化身为一具怒吼的猩猩出现在晚宴上，这是艺术侵入到了现实，虚构与真实并置在了一起。现实生活的晚宴于是变成了一次行为艺术的展览现场：大家都以为只是来助兴的表演最终竟然发展为一场闹剧，震惊不已的中产阶级人士们还想在危急时刻保持住自己的体面（以那位艺术家为例），实在让人哑然失笑。这涉及到了如何看待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方形》很牛，是少数在片尾放出字幕时让你有种“不明觉厉”的影片。你可以利用撒泡尿或者泡杯茶的功夫，摘除它令人费解、分神的因素，反应过来它的好，回甘。

我对感兴趣的影片，观后会立即查找背景信息，帮助消化。《方形》中的方形，竟是导演本人创作的实体艺术，导演有艺术圈真实的生活体验，对于美术界有深刻的体会，也有自己艺术主张。

《方形》是对“旁观者效应”心理和生活场景的典型举例，把展出的行为艺术戏剧化，用故事做了延伸。

方形广场是克里斯蒂安策划的以“信任”为题的行为艺术，不成想在这里，他被一个求救的女人欺骗，手机钱包被偷，他的信仰被现实打脸。克里斯蒂安是有钱有势的金领阶层，却对自己的小损失耿耿于怀，这也是人之常情。他打印了一打的“指控信”投放到小偷的公寓里，从此引发“蝴蝶效应”一发不可收拾，一系列的厄运接踵而至。粗野的少年不停抗议纠缠，美国女记者主动发生关系反而指责克里斯蒂安，工作疏忽又引起舆论危机……最终，克里斯蒂安被迫辞职，向公寓居民道歉，向野蛮少年道歉，却找不到人。

被冒犯、被威胁，尴尬、焦虑、无助，这些是人都的困扰，放在体面的文化精英阶层身上尤为突出，焦头烂额时，一颗虚伪掩盖下挣扎求救的心。

《方形》这样优秀的黑讽影片，在中国是难有市场的，它只能被“不明觉厉”——前提还是欧美人先行认可。我们国内从没有抽象美术审美基础，中老年只在广场舞、共性审美层面，喜欢花花绿绿、红红火火；年轻人讲究实用、刺激新鲜及时行乐。没有传统可以传承，也没有西方美的深入研发。如，盘古大观、杭州秋裤等不伦不类的建筑为证。而电影，是最具体现当下审美的媒介。故事如果说的是一些人所皆知的内容尚可共鸣，但只涉及非流行艺术就有很大的局限，鸿沟不可逾越。《方形》利用了西方美学元素，场景作为故事桥段和调侃对象。一堆堆的石子艺术品被清洁工当垃圾破坏，私密谈话时一堆叠落的椅子摇摇欲坠，发出轰鸣……这些巧妙的安排，对于我们多半是空白和无视。

无论怎样，我们还是可以抛开形式表达，找到内容核心的共同点：故事表达了一个普通人面对窘迫情景时的道德两难。他有自私、有虚伪，失败后又去试图坦诚，这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

在导演创作了《方形》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一下瑞典的社会背景以及由社会背景所决定的接纳叙利亚难民的政策。首先，瑞典的执政党是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以及绿党），他们以崇尚和平、环保、人道以及服务型著称。不仅如此，瑞典的人口构成一大部分来源于外来移民。瑞典人的身份背景让他们对难民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感，毕竟自己的父辈原来也是移民。所以，在执政党以及人口构成两种因素的夹击下，瑞典成为了北欧国家中接纳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是接纳难民的结果可想而知，瑞典犯罪率飙升，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已经成为欧洲的“强奸首都”。

影片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那一场原始野蛮未受教化的猩猩登堂入室，然而在座的绅士淑女们为秉承着“彬彬有礼”的道德准则对于一开始猩猩的挑衅保持着克制和忍耐；然而当猩猩拽着一位女士的头发将她拖到地上几乎要进行强奸时，终于有人无法忍耐出手阻止，之后众怒难平群起而攻之。 这一场戏同正在瑞典发生的事何其相似。

在种族的差异面前，瑞典选择忽略，却招致大祸。而电影中的男主角克里斯蒂安又何尝不是“过分相信他人”而使自己一次一次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开始丢手机和钱包就是相信了陌生人而被人摆了一道，然后找回手机也是因为错信了下属的话而惹来麻烦，之后博物馆的公关危机也是克里斯蒂安在忙于与小孩子的纠缠而无心听宣传团队的方案（在某种程度也是出于对宣传团队的信任？）；克里斯蒂安显得有一些“too simple too naive”，他所熟悉的并且一以贯之的待人接物的方式让他在与其他的阶层的人交往的时候并不适用。并且克里斯蒂安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与其他阶级的人沟通。比如在和女记者在博物馆里的对话，他轻蔑地嘲讽女记者为那一种跪舔位高权重者的女性。又比如说即使他在公理上站不住脚也拒绝向在年龄、阶级上和他有差距的小孩子道歉。克里斯蒂安的“傲慢”、“自视甚高”、“言行不一”是所有上层人士的臭毛病。不过他最后将小孩子推下楼梯的时候终于良心受到谴责，甩脱了“上等人”的包袱，翻越了象征着“阶级”的栅栏，不顾自身形象地垃圾堆里寻找记有小孩子一家联系方式的纸条。在那一刻，他冲破了阶级的桎梏，实现了自我救赎。可以说此处的古典配乐的运用真的是神来之笔，将克里斯蒂安前两次听见“help me”冲下楼的压抑一扫而光，让人同主人公一样内心获得解脱从而舒畅无比。

人和人之间的沟通需要跨越种族、宗教、阶级、性别、健康还有价值取向的差异。《方形》就是突出了阶级的差异，方形以内与方形以外的人无法沟通，上层人们诉诸的“政治正确”下层人民根本不买账。除了阶级的差异，还有是价值取向的差异。因为身处于这个追求“individuality”和“freedom”的世界，大家所笃信的东西皆不同，并且除了约定俗成的公共契约，没有行而有效的道德体系去约束每一个人。道德的界限模糊不清。政府本来扮演的教化人民的角色随着公信力下降显得越来越羸弱。在这个各行其是的时代， 西方所倡导的“人权”好似空中楼阁，乌托邦似的，根本没有实践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还能跨越身份的藩篱真诚沟通、相互信任以及互帮互助吗？电影只表现了由于身份差距而造成的道德困境，以及讽刺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并没有给出特别清楚的答案。而我是支持性善论的。性善论是不会考虑到你的宗教信仰、政治主见、阶级地位的，是对一个本真的人而言的。在你选择相信别人或者产生助人行为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忘了“政治正确”、忘记身份上的偏见，忘记种种之后会在大脑中构成的结果，可能只是凭自己的一时意气吧。 瑞典的难民问题更多是决策的问题，应另当别论。

最后送上孟子的一句话。“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是孟子的四端说，是性善论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