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今天是815光复日，订了中午的票去看《二十二》。

慰安妇是个非常沉痛的话题，就像奥斯维辛一样，但它却鲜明地在讲述着两个主题：战争的恐怖，人性的欺他。

那些来自日本农村、年纪轻轻就走上了战场的日本兵，在中国人眼里是可怕的，然而，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日本人来说，每天面对鲜血与死亡的战争生活，对于他们自己仍旧是可怕的，他们也每日生活在恐惧之中。

前阵子翻看英文小说《通往北方的小路》，作者写那个扣押着盟军战俘，命令他们在缅甸丛林里修铁路的日军军官，每天噩梦连连，他产生幻觉，觉得东南亚丛林里的各种虫子在撕咬他，这就是战争与死亡恐惧，对他的折磨。

在战争中，无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都在经历着煎熬。

所以曾作为纳粹士兵的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曾在前线上写信给家人，请求寄点麻黄碱来，用药物的刺激来支撑自己，在残酷的战场上活下去。

慰安所的存在，就是日军上层给普通士兵们发放的人肉麻黄碱，抚慰和释放这些年轻人的恐惧，好让他们继续当炮灰，而代价就是中国与朝鲜女人的噩梦人生。

既然彼此都这么煎熬，为什么还要发起战争呢？

要从这场战争的起因说起。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自爆南满铁路奉天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民所为，遂炮轰北大营，第二天占领奉天。这就是918事变，也叫奉天事变，是日军侵华的开始。

但事变发生时，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竟然并不知情（这点有争议），是几位好战的少壮派军官发起了事变，连当时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都毫不知情，无法劝阻，本庄繁也好，日本军部也好，政府也好，都是事变发生后被动地接受了这个事情，并希望于和平解决，但少壮派不断在关东军、军部、政府中横冲直撞，贼挡杀贼，佛挡杀佛，连财政大臣和首相犬养毅都被军人暗杀。

也就是此时，对华侵略才成为了主流思维，因为好战的少壮派军人用蛮横和暗杀，控制了政府的意见。

而这些少壮派军官，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留学欧美多国，会多种语言，有人甚至独自穿行莫斯科到远东，只为了绘制地图，他们一心想要改变中国，改变日本，改变全世界。

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退位时，少壮派军官之一的石原莞尔正在朝鲜驻守，他带着手下士兵，跑去首尔附近的山上，放声欢呼，因为他们觉得，落后的封建制度在中国结束了，中国将和日本一起进入新时代了，进入他们所认为的新时代了。

他们对世界有个非常偏执的认识，科学的，现代的，民主的，开放的，强大的，落后的，封建的，腐朽的，劣等的，他们希望依照他们的世界观改造日本，改造中国，乃至全世界，当发现张作霖作为封建军阀代表不接受他们那一套时，他们先是除掉了张，进而发起了奉天事变。

正是这些偏执的、希望以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的少壮派，把日本、中国、朝鲜，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都拖进了恐怖的战争岁月，也就出现了无数个像《二十二》中提及的慰安妇的噩梦人生。然后一旦走在了战争的高速公路上，就没了回头路，只好顶着噩梦，一路走下去，直到失败。

有时候想想，想要改变世界，或许不是一件坏事，但最好是你自己去改变，不要拖上别人，因为即便是改坏了，顶多是你自己倒霉。

可是往往事与愿违，改变世界这种事，必然就是需要世界都参与，最后也就是一起遭殃。

所以如果说《二十二》和战争对我有什么启示，就是要远离那些总憋着一股蛮力要改变世界的人，尤其是那些总想拉着别人参与到他的改造世界宏伟计划中的人，都要敬而远之，因为他们从来都赔付不起他们给这个世界造成的伤害和损失。

PS：把慰安妇简单看作中日民族仇恨历史，太狭隘了，因为慰安妇受害者中不只有中国女性，还有日本本国的女性，还有朝鲜女性，东南亚国家女性，这是战争罪恶的历史，是女性被男性践踏的历史，同时，无论是慰安所里的女人，还是走进慰安所的年轻日军士兵战争炮灰，也是每个男人女人作为个体，被国家机器绑架迫害和践踏的历史。

前天晚上看的《二十二》

当天看的时候影厅内绝大部分是女性 可我觉得这部片子男性也应该好好看看 看的时候小伙伴问：慰安妇里为什么还会有日本女性？ 我回答：你以为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士兵强暴中国妇女的事情吗？ 两人沉默。 想到前段时间南京站猥亵女童事件的一句微博评论： “家长们往往教育女儿懂得自我保护，却忘记了教育儿子不要去伤害女性。” 从《三十二》到《二十二》到“九” 最后归零

日头出来点点红， 照进妹房米海空。 米海越空越好耍， 只愁命短不愁穷。 一条江水去悠悠， 一朵莲花水面浮。 何时有意把花起， 你无心无意看花浮。 门口大田四四方， 半边罗豆半边秧。 秧儿得插花生得扯， 我常年丢弃哪一厢。 出门人笑我也笑， 回家人笑我忧愁。 人进大门呵呵笑， 我进大门眼泪流。 你讲你难我没信， 我讲我难才是真。 你难你有平屋住， 我难住在苦瓜棚。——九重山

其实会注意到这部电影是源于这首主题曲《九重天》，已经很久没有因为一首歌而泪流满面了，其实那些歌词并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炫酷的配乐。可是就是特别招眼泪。

电影我也去看了，没有明星光环的加持，没有高大上的宣发，却十分的动人。其实这个电影并没有刻意的渲染沉重，可是看完电影却不得不心情沉重……

看完不想多说什么，只想说历史勿忘，教训勿忘。

受题材限制，“慰安妇”记录电影《二十二》在2014年完成制作后，后期发行宣传都因经费问题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后导演受到2016年韩国黑马电影《鬼乡》(与《二十二》为同类题材)运作模式的启发，在网上两次发起众筹，最终筹得经费于7月7、8、9日在全国十几个城市获得提前点映的机会。 电影的名字是以幸存者的人数来命名的，2012年导演曾拍过一部《三十二》，2014年完成《二十二》的拍摄，截至今年电影上映，影片中的幸存人数仅为10人。影片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催人泪下的配乐，仅仅通过二十几位老人及其身边人讲述她们那段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和生活现状就构成了电影的全部内容。以拍摄手法和表现形式来说，这不是一部『完美』的电影，但这段历史和人群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其实该不该把这样的题材搬上大荧幕，该不该揭开历史的疮疤，一直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争议。我认为『了解才能被正视』，对历史正确的解读和宣扬是应该被接受的。武汉场我们也有幸跟影片中一位湖北孝感的老人的家人一起观看。 影片正式上映时间为2017年8月14日。受商业电影的夹击，电影最终能获得怎样排片也是未知，希望看过影片或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积极在微博、豆瓣、知乎、朋友圈等平台转发宣传。谢谢🙏🏻

《二十二》，从来没有一篇文章，在写题目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如此沉重。二十二，二十二岁？二十二年？不，是二十二个人。“慰安妇”是很多人都觉得特别敏感，不愿意面对的一个词，对，影片《二十二》就是讲述的仅剩的22名“慰安妇”。 　　《二十二》是由四川光影深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出的一部关于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幸存的“慰安妇”长篇纪录片，由郭柯执导，二十二位“慰安妇”参与拍摄，也是中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纪录片”。该片以2014年中国内地幸存的22位“慰安妇”的遭遇作为大背景，以个别老人和长期关爱她们的个体人员的口述，串联展现出她们的生活现状。从1932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至少有20万女性被日本侵略者强征为“慰安妇”，至2014年，仅仅在中国内地剩了22名幸存者，这就是片名《二十二》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世的幸存者越来越少。这些我们都知道，可是对于她们真正的了解，我们缺失的太多。我们经常会感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那她们呢？谁又真正了解过。 　　虽然沉重，但是导演郭柯并没有刻意的去渲染苦难，他用温和的镜头，淡淡的色调，为观众平静展示了这22位老人的生活。即使大雨也不是那种“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昏暗感，相反带给人一种“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宁静。片子没有去贩卖苦难，就是真人真事的记录，可是这些却远比刻意的戏剧性带给我们的意义和启示更加真实。导演用严格的标准只拍当下，不用历史的画面，也不用刻意的剧情化，因为她们本身的存在就超越了影像。导演也没有过多的融入自己的想法，只是用镜头凝视着她们，不必千言万语，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会告诉你很多，可谓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很多女性在战争期间被日军诱骗、强迫，沦为日军发泄性欲、任意摧残的性奴隶。她们在战争期间受尽各种难以想象、难以启齿的虐待，其中大部分当时就被折磨至死。在煎熬中，她们日盼夜盼终有一日能重返家园，她们也是“故乡今夜思千里，双鬓明朝又一年”，然而当她们历经艰辛回到故乡，等待她们的却并非同情，而是无休止的歧视，侮辱和排斥。人们凭着自己的主观爱恨去标签化她们，在一部分普通人眼中，她们是耻辱的。可是，正是她们，为那些普通人，背负着他们没有勇气去面对的过往。92岁的老人韦绍兰是其中的一位受害者，当年在逃回来之后，伴着咒骂声，过得生不如死。她的儿子也一辈子生活在阴影之下，60多岁独自一人的他，是因为村子里的人总说嫁谁不好，嫁个日本人，他也是“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人们没有忘记仇恨，可是却选错了对象。在2017年8月14日，电影上映前又一位老人去世，她们由刚刚拍摄时的22位，到如今只剩8位，她们这一生可能等不到日本人的道歉，可是，她们可以最终获得这个社会的认同和关爱，等到国人的尊重。放下的是她们，放不下的是我们。导演通过影片让我们知道了，现在的他们就是一群普通，可爱的老人。 　　很多人在讨论，到底应不应该拍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有人觉得不应该，不该再去揭开老人的伤疤，打扰她们的平静，可是历史就是现实，我们不说不代表它没有发生，不代表它不存在。她们就是历史的见证者，圆明园的断壁残垣还留在那里，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没有资金去修复吗？不，不是的。它留在那里，是为了告诉我们，不要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无论国家如何强盛，都要不忘初心，奋勇向前，不停止脚步。 　　正如人们所说，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过去的苦难都将激励我们奋勇向前，终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

在纪录电影《二十二》里，最令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这样一个场景——当日本年轻女孩米田麻衣拿着已经老去的日本军人照片给一位曾经的「慰安妇」看时，米田麻衣说老人笑了：「日本人老了，胡子也没有了，以前是有胡子的。」

这和我以为的不一样。想象中老人应该是情绪激动，或者愤怒或者难受，甚至只是看着照片落寞地长久说不出话来。但都没有，老人只是笑了。

——这一点都不艺术。

其实相比于郭柯导演的前作《三十二》，《二十二》也不够艺术。

《三十二》虽然名义上是说的到2012年为止中国大陆仅存的三十二名「慰安妇」，但其实它只选取了其中韦绍兰的故事。韦绍兰曾经被日军抢走后当过一段时间的「慰安妇」，在逃回家时却怀上了日军的孩子，《三十二》讲述的便是韦绍兰和她的「混血儿」儿子罗善学的故事。

当罗善学讲述着由于自己的身份带来的一生悲惨事情时，观众们被感染了，在弹幕里他们留下了「你是中国人」、「你是我们的同胞」的话。

可以肯定，《三十二》在拍摄上是下了功夫的，它把韦绍兰和罗善学的故事讲清楚了，打光、配乐、镜头都让整部纪录片弥漫着悲伤的情绪，观众为之愤怒、为之悲怆。

两年后，当郭柯再次记录同一题材时，以上种种都消失了。不妨想一想，如果《三十二》失去了对剧情的叙述、放弃了对镜头的美学要求，那么在这部纪录电影里我们看到的只是零零碎碎的絮絮叨叨，没有义愤填膺也没有正义凛然，没有了艺术加工。

不够艺术了，那么剩下了什么？剩下了真实。

当你看到了韦绍兰和罗善学的事情后，你觉得他们的生活情况是什么样呢？无论如何，你所觉得的都只是一种建构，是带着你固有观念进行的建构，但也许真实情况你是想不到的。

韦绍兰拿着很少的低保，观众都会担心她这么多怎么维持生活时，她说的是：「会用就够了。」

当我们以为韦绍兰会绝望、会感慨人生对她不公时，她说的是：「这世界这么好，现在我都没想死，这世界红红火火的，会想死吗？没想的。」

以上是《三十二》里面的画面，《二十二》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特点。真实。

我们想要看到的，和这一切真实存在的，究竟是一致的吗？当我们回忆起被迫沦为「慰安妇」的约二十万中国女性时，我们脑海中只剩下了惨、怒、悲，这源于我们的固有印象，于是在我们的想象建构中，她们应该是控诉、应该是要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但我们却忘记了，她们自己才是历史的见证人。

于是在《二十二》里，尽管通过琐碎的剪辑我们也许无法记住二十二位老人各有什么特点，哪些话具体是哪个老人说的，但有些话我们一定会记得，因为活到现在的老人们，大都是说着同样的话。

「他们（采访的记者）每次问我的那些问题，我都不跟他们说真话。」

「自从十七岁之后，我就再没有提过这些事了，没有、没有，我想把它们带走。」

「这么大年纪有什么说头啊？过去就过去了。」

……

她们生活得并不好，年纪也大了，几乎都在乡村，每次有人来村子里采访、送东西时，村里人都会指指点点，但她们还是活着。我们也不必去赞颂她们在坚强地活着。坚强地活着是因为心里苦却咬咬牙，但她们也许并不需要很坚强才能活下去。

在纪录片里，有一位老人，生活在土坯房里，吃的东西也不好，但她养了好几只野猫。据她女儿说，这些猫本来都是流浪猫，但她看见了就不忍心了，于是有时宁可自己吃不饱也要让猫先吃。

在纪录片里，还有一位老人，当影片里拍摄的工作人员到她家时，没有和她聊有关「慰安妇」的话题，而是看着老人美滋滋地做着午饭，她一会儿搅动着锅，一会儿往火堆里扔玉米，充满干劲。

在纪录片里，还有一位老人，当她进入镜头时，不是在陈述也没有任何动作，而是半坐在床上，静静地、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电视里放的是86版《西游记》，当孙悟空化身蓬莱山神仙骗得了银角大王两个蠢手下的宝贝时，老人开心地笑了。

在纪录片里，还有一位老人，她原先是韩国人，后来逃难来到了中国，在影片里，她温情地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我的郎君翻山过岭，路途遥远，那边的那座山便是白头山吧，冬至腊月也有花儿绽放！」末了忍不住又唱起了《桔梗谣》：「桔梗哟，桔梗哟，桔梗哟，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只要挖出一两棵，就可以满满地装上一大筐。艾嗨艾嗨哟，艾嗨艾嗨哟，艾嗨哟，多么美丽哟，多么可爱哟，这也是我们的劳动生产。」

她们在唱歌。

人各有苦，人也各有乐。不要去开上帝视角看别人、要求别人。

在纪录片里还有着这样一个情节，终于老人开始主动说起了自己的事，说着当时的经历、说着逃回家后丈夫的安慰、说着父母的难过。

然而到最后，几乎每个老人都会这么说：「我说完了，不说了，我说得不舒服。」

是啊，谁不知道自己的苦楚呢？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她们比我们更清楚发生了什么，作为旁观者的我们都会生气都会痛哭，更何况她们？

但是她们并不想让自己生气、想让自己痛哭，也不想让别人这样。

作为一部本该沉痛的纪录电影，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大都是老人们的笑容和笑声。

我愕然，然后我莞尔。

导演也许就没想赚你眼泪。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会天生对这个题材敏感，无论质量如何只要涉及到这个题材，只要看到悲惨的情状，你的泪腺都会遏制不住。但导演不想这么做。

因为对老人们来说，陷入过去并不是她们生活的主旋律。我们可以一哭了事然后继续做其它事情，但老人们的生活是她们自己一天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地在度过的，她们必须找到活下去、并且是开心地活下去的希望。

影片最后，引用的是「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说的一句话。

1982年的秋天，当张双兵带着学生在校外活动时，他看到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在谷地里行走，当他上去帮忙后，老人笑了，然后和张双兵建立起了长久的联系。通过聊天得知，这位老人曾经两度被日军抓去当过慰安妇。当时的张双兵想的是，多记录下这段历史，于是他经常在聊天时把话题引向那段经历。

每次那位老人都是这么说：「不说了，说出来让人笑话。」

直到1992年，张双兵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民间对日索赔的报道后，兴奋的他找到老人，希望能帮老人找日本政府索取赔偿。老人想了很久，终于开口，据张双兵回忆，老人讲了很多次，断断续续的，本来开开心心的老人每次讲到这个都是以泪洗面，然后讲不下去。

这之后，第二个、第三个……

然而到了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理由一，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二，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张双兵后悔了。

在《二十二》电影的最后，引用的就是张双兵后悔时说的一句话：「可是到头来，一分钱赔偿、一句道歉也没有。反而通过这种方式，让全村甚至全国的人都知道了她们的身份。」

她们如果太较真，那么在遭受苦难的第一天就会「死去」。所以真实人生中，她们永远有着温馨、有着希望、有着美好、有着歌声。

较真的不该是她们，我们也不该逼着她们表现出较真。——但较真的应该是我们。

截至今天，中国大陆只剩下了八名「慰安妇」。

（在几日前撰文时，这个数字还是「九」，然而08月12日传来消息，当日21点，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黄有良阿婆含恨去世，终年90岁。）

写得很琐碎，就像纪录片那样琐碎。但我们不必从中去提炼出什么大道理或中心思想，不必愤慨也不必强调说什么要铭记历史，我们只需要去陪着她们，看看她们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

我们不必从她们身上去提取意义，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该做的事情。

电影《二十二》八月十四上映，谁都清楚这个日子意味着什么。陈歌辛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冬天已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浩浩冰雪融解，眼看梅花吐蕊，漫漫长夜过去，听到一声鸡啼。经过多少困难，历经多少磨练，多少心儿盼望，盼望新的消息。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如果你知道这首歌的诞生背景，你会被感动到的。

（本文刊载于澎湃新闻「有戏」栏目，同发于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与微博：孔鲤。）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

我写，你看。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关于“慰安妇”幸存者的纪录片《二十二》在这一天上映。

导演郭柯曾在2012年拍过一部“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老人和她“日本儿子”的短片，当时全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剩32位，《三十二》就成为了这个纪录短片的名字。

2014年，幸存者的数字变成了22位，为了更多的留住这段历史，导演郭柯又拍摄了这部《二十二》，采访对象也由之前短片的一位老人，增加到全部的22人。

影片从拍摄到上映的过程一波三折，不过在聊电影之前，大海想先提一下最近网上热议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8月7日，微博网友称，“4名男子身穿二战日军制服，乘夜在著名抗日遗址、爱国教育基地四行仓库拍照留念，恶毒亵渎烈士英灵，令人发指。”

配图显示，这4个人身着日军的军服、头戴军帽，在昏黄的灯光下，站在四行仓库门口合影，但他们的脸部都被打上了马赛克，难以辨认。曝光的另外一段文字截图显示，这4人应该是中国人，文字中不乏“合拍简直堪比偷井盖”、“刺激”、“汉奸互助”等字眼。

另一件事发生8月初，有微博网友曝出，反课纲的台湾学生朱震被邀请到大陆参观交流。在“慰安妇”问题上，这个朱震曾说：“我曾祖母做慰安妇是自愿的。”

对于统战这样一个精神日本人（简称“精日”），很多大陆网友还是不买账的。“阿祖慰安都是自愿的还有什么好拉拢的？”

让人愤怒的是，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这样的“精神日本人”越来越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

如果说台湾是受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皇民化思想在一代人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那一些大陆青年只是看了几部日漫，在日本留过几年学，就叫嚣“父母生我支那身，日漫赐我大和魂”，我们就该思考，是什么扭曲了他们的历史观？

这也让《二十二》的上映，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至少20万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慰安妇”。影片拍摄时，这一群体的幸存者为22人，截止到2017年7月，这个数字变成了9人。

导演郭柯和拍摄组辗转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海南，探访了幸存老人的住所，了解她们现在的生活状况。

《二十二》以山西一位“慰安妇”老人的葬礼开篇。

在一场吹吹打打的葬礼之后，当地村干部在镜头前讲述了这位老人的生前事迹，还带着拍摄组来到了当初被日军征做“慰安所”的窑洞，告诉他们这里面关过多少女人，类似的“慰安所”在附近有多少个。

随后拍摄组采访了当地几个幸存者老人和她们的家人，这些老人虽然不愁吃穿，但也能看出她们的生活条件并不算好。

拍摄组中有一名韩国摄影师，他说最开始接触到中国这些老人的时候，其中一名老人还生活在不能遮风挡雨的旧仓库内，是志愿者们一起帮老人盖的新房子。

还有一位老人害怕拍摄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拒绝出现在镜头中。

为什么会害怕？在海南，有一位志愿者告诉拍摄组，“慰安妇”这个词其实是这些年才有的，以前当地人管她们叫“日本娘”，把这些被日军抓走的女人看做是汉奸。

还有一位志愿者多年来一直和日本政府打官司，想要为老人们讨回一个公道，然而却没有任何结果。他说如果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不会打扰这些老人了。

影片中多次出现阴云密布的天空，十分压抑，就像这段历史一样。

在镜头里，这些幸存者和普通老人表面上没有什么区别。有的身体比较好，90多岁高龄，还是自己砍柴、烧水、做饭。还有的没事喜欢喂喂猫，和街坊打打牌，生活的祥和平静。

因此让老人们重新回忆那段过往显然是残忍的，也有人质疑这部纪录片是否应该被拍摄。

不过《二十二》没有刻意去煽动情绪，没有过多的追问。

导演说，他跟这些老人相处久了，觉得她们就像是自己的奶奶一样，“她如果是我奶奶，我能问你是怎么被强奸的吗？其他东西都不重要，首先得尊重她。”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林爱兰的老人，她曾经当过游击队，谈起日本鬼子毫无惧色，还从鬼子据点里给战友们偷子弹。

但是提到亲人，老人就开始抑制不住的哭泣。她哽咽着告诉拍摄组，当年她的母亲被日本人抓住，被绑起来，然后扔进了河里。随后不到20岁的林爱兰也被日本人抓住，被送进了慰安所。

还有湖北一个叫毛银梅的老人，她是从韩国逃难过来的，原名叫朴车顺。在镜头前，毛银梅老人用韩语唱了一段“阿里郎”，还会用日语说“你好”、“请坐”。

提起那段悲惨的过去，她还是忍不住掉眼泪，“不说了，说了我心里难受。”

后来从日本人手里逃脱，她就把名字改了，她说：“因为毛主席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现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个姓。”

另一个印象很深的地方，是海南有个志愿者女孩，多年来一直在照顾幸存者老人。在得知一名老人的死讯后，这个女孩失声痛哭，然后去老人的坟前祭拜。后来在面对采访时，观众才知道她原来是个日本留学生。

这个日本女孩说：“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其实这些年，国内的慰安妇幸存者群体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对待。2016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面临拆迁，慰安所遗址的去留引发了不小争议。

附近的中学生说：“（慰安妇）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学生还是不应该知道太多。”

当地居民也表示：“它就是一个耻辱，是我们国家的耻辱，不能放在学校里面。学生需要的是正能量教育。”

甚至有人说：“是妓女啊，‘慰安妇’就是妓女啊。”

将“慰安妇”受害者称为“妓女”，将“慰安所”称为妓院，是对战争性奴役制度的极大曲解，也是对历史的无知。

这种曲解和无知并不罕见，这不仅让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在余生中也继续遭受漫长的羞辱和折磨，也让不少年轻人缺少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为滋生“精神日本人”提供了土壤。

参加点映的时候，我有一次机会在网上问导演郭柯，“怎么看台湾有一些学生认为‘慰安妇’是自愿的？”记得导演的回答大概意思是“我们更应该思考他们是怎么产生的这种想法？是谁给他们灌输的这种历史观？”

据说导演就是受上海慰安所拆迁这件事的刺激，决定将《二十二》推向院线，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一段历史。

这是一部预料中不会获得商业成功的影片，拍摄一半资金就捉襟见肘。还是演员张歆艺无偿借给导演100万，才让影片能够拍下去。

后来没有宣传费用，出品方又联合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发起了募集100万宣传费的众筹公映活动。众筹共有3万多人参与，片尾的致谢名单上纪录了所有参与者的姓名。

濮存昕、张一山、高伟光、吴刚、管虎等演艺界名人也参与了对影片的宣传，致谢名单中也能看到他们的名字。

导演郭柯表示，影片的周边产品销售收益及导演所得收益，将全部捐献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用于对“慰安妇”历史研究及幸存者的资助，所有信息都会在电影的官方宣传平台公布。

这个过程中，郭柯曾向韩国慰安妇题材影片《鬼乡》的导演赵正莱学习经验，这部韩国电影也是靠众筹才完成拍摄的。

韩国社会在保障“慰安妇”幸存者权益方面，做的确实比中国好。郭柯说他参加过一个韩国的慰安妇纪念活动，现场有很多中小学生，没有人把她们当做耻辱。

从32到22，再到现在目前仅有9名幸存者在世，这个数字迟早会变成0。但是在这之前，能够留下老人们的影像资料，让历史得以被铭记，就是《二十二》最大的意义了。

大海只希望影院能多一些排片，观众也去支持一下这部电影。借用吴刚老师一句话：“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

补充：

评论区有一些质疑何为“精神日本人”的，觉得自己只是喜欢日本文化怎么就被扣帽子了。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精日，貌似没有个权威的定义，但是根据我个人感受，以及一些官方媒体关于精日的报道，可以总结出精日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1.首先精日肯定要是中国国籍，台湾法理上也包括在内。

2.洗白日军二战的“慰安妇”制度，认为“慰安妇”是自愿慰安的。或者否认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等，对此幸灾乐祸的，洗白日本二战侵略史。这类人台湾居多大陆也有。

3.张嘴闭嘴你国、zhi那，抹黑中国，甚至造谣，夸大中国阴暗面，选择性无视中国好的一面。逢中必反，遇美、日必挺。

4.类似在四行仓库穿日军二战军服，在纪录片《二十二》放映时大笑这样的行为，侮辱抗日先烈和受害者等等。

5.可能是最严重的一点，帮日本间谍偷拍国内军事设施，窃取国家机密等等，已经成为实质性汉奸。

其他待补充，反正有以上几点行为的肯定是精日，单纯喜欢日本文化算不上精日，部分人不用对号入座，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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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在电影院里看一部没人聊天、没人看手机、没人吃东西的电影了。

我想很多年后，我还会记得这一场电影，记得那个无声的下午，记得那种浸泡在冷气里的安静，安静到可以听到喘息声、叹气声，可以听到隔壁的《战狼2》，还在连连的炮火声中向新的票房记录冲刺。

这部电影，是《二十二》。

它是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

为什么叫二十二？

这个数字，不是年龄，而是人命。

在抗日战争期间，至少有20万的中国妇女被日军俘虏，沦为性奴。

到2012年，幸存慰安妇的数量已骤减至32位，同年，导演郭柯拍摄了一部纪录短片《三十二》，首次将镜头对准这个敏感的群体。

到2014年，幸存者继续减少，仅存22位，于是有了郭柯的这部纪录长片《二十二》，这也是首部在国内公映的「慰安妇」题材电影。

而到上映后的今天，你知道幸存者还剩下多少吗？

8位。

是的，只有8位了。

可以预见的是，这个数字不会停下，仍将继续减少。直到某一天，它会停在一个永恒的数字上，不再变化。

那个数字，是：0。

而趁着数字还没有归零的时候，记录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生命的温度」和「记忆的分量」，就是《二十二》这部纪录片最大的意义。

话不多说，我们先静静端详这些面孔：

在她们的脸上，你看到了些什么？

苦痛？惆怅？抑或天道不仁慈？

很惭愧，我很想一一记下她们的名字，但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竟还是忘了。

失忆，是罪过。

我只记得那个叫毛银梅的韩裔老人，十几岁时与亲人离散，后被日本人带到中国，谎称是去工厂做工，实际骗到战区，做了慰安妇。

镜头前，她说起那些几十年没有说过的日本话：“欢迎光临！请进！请坐！”这些都是日本人教给她迎客的敬语，这么多年过去，还是记得那样清楚。

战后，她逃到了湖北孝感，再没有回过故乡。可是，她最爱唱的还是故乡的小调《阿里郎》，用她那苍老的声音：“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呦，我的郎君翻山越岭路途遥远。你真无情啊，把我扔下。出了门不到十里路你会想家。”

她还说，这是一首情歌，讲的是爱人要离开了，妻子不愿他走。

我还记得那位叫林爱兰的老人，这么大年纪了，脸上还是写满了倔强。

当年，她被日本军官抓去，逼婚，她佯装同意，却伺机报复，后被送进了慰安所。

做了慰安妇的她，仍没有放下这份倔强。直到受尽折磨，失去生育能力，还被日本人挑断了腿筋，成了残废。那一年，她还不到18岁。

被解救后，她一生未嫁，回到老家，独自住在养老院。因为行动不便，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坐在门口张望，从上午坐到中午，吃午饭，再从午后坐到晚上，吃晚饭，回屋去睡到天亮。

见到电视上播出日本兵的画面，她还是会操着临高话破口大骂；她最珍惜的东西，是一枚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为了保护它，老人在床头挂了一把刀，说是“如果小偷进来，我就拿刀砍他。”

倔强的性格，还是没变。

我还记得那个叫李爱连的老人，笑起来特别慈祥，就像是邻居奶奶一样。

17岁那年，她被来村里扫荡的日军抓去，关进了慰安所，受尽屈辱。

如今，她在老家，和儿子儿媳同住。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和小孙子一起看电视，看《西游记》，一遍遍地看，还是看不烦；她还收留了很多流浪猫，就放它们在院子里，每天，她还会按时喂食，按儿媳的说法：“她把最好吃的，都给猫了，猫不吃的，才自己吃。”

老人也不争辩，指着一只黑黄斑纹的猫，说道：“你看它那肚子，鼓鼓的，准是怀了猫仔儿。”

就是这样，所有伤痛、所有苦难都隐没在日常生活里，不见踪影。

这也是我看这部纪录片时，最深刻的感受。

它本可以把伤口撕开来，供猎奇者赏玩；本可以故意挑起仇恨，为民族主义寻一个爆发的支点；它更可以把那满身血污的往事一一历数，赚尽泪水。

可是，通通没有。

我们在镜头中看到的，更多是沉默、是背影，是时间静静的流逝。

正如海报上的四个字：深情凝视。

或许，这是我们面对一份过于汹涌的悲情时，仅有的一种注视方式。

不施舍，不冒犯，只是温柔地陪伴。

这是作为另一种幸存者的我们，理应保有的一点慈悲。

时间无情地走啊走，走过门前的那棵大树，留下细细碎碎的剪影；走过青烟缭绕的山村，种下青草与荒草；走过看不见的风，走过听得见的雨；走过所有沉默的人，看她们坐在黑暗里，静静耗干残存的年华。

我很庆幸，这部电影在所有该沉默的时候，都坚定地选择了沉默。

比如，在毛银梅老人讲到日本人犯下的罪行，回忆到了深处，她突然摆手说，“不讲了，不想讲了，我身体受不了。”

于是，镜头就随着她一起沉默。

比如，在林爱兰老人，讲到自己是怎样眼睁睁看着母亲被日军绑住手脚，扔进湍急的河流，突然痛哭失声。

没有人再追问，而是和她一起流泪。

还有，当李爱连老人抱怨起其他记者，“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女，我怎么说得出口。”

或是说起，“17岁以后我再没说过这些了”。

那一刻，你就会明白，原来，你所期望的「讲述」，对她们已是「残忍」。

看到很多影评人，都在说这部纪录片素材太少，对人物挖掘不够，或是主题不够深刻…

站在绝对理性的角度，这些问题我都承认。

可是，这一次，我却没办法苟同于理性。因为我觉得这世上还有一种东西，比理性更可贵，那便是懂得在什么时候，暂时放掉理性。

理性，或许可以触及真相，可以追逐真理。但是，理性，也可能咄咄逼人，成为二次伤害的制造者。

过度的理性，就不再是真诚，而是冷漠。

本片的剪辑顾问是廖庆松，他是侯孝贤的御用剪辑，曾经剪过《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刺客聂隐娘》等影片。

在看过粗剪的影片后，廖庆松不太满意，奉劝导演，“你要改一改，加入一些史料进去，否则很难打动人。”

但郭柯仍然坚持，“廖桑，我就是一个30多岁的新导演，我就想要这样一部影片。你就当年轻人犯错，你帮我‘错’得浪漫一点吧。”

最终，廖庆松妥协了，他选择放下自己的理性，尊重一个年轻导演的选择。

这才有了这样一部特别的纪录片。

而作为一个观众，我也只想静静欣赏这部电影。欣赏那一幅幅沉默的画面，欣赏那一个个欲言又止的时刻。

只见镜头不断地横摇，扫过光影斑驳的墙，最后停在她们的脸上。那些脸孔，已被岁月雕刻得如此趋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时间留下的痕迹，甚至是，时间本来的样子。

难道，你从这些沉默里得到的真相，还不够多吗？

难道，你从这些皱纹堆累的脸上，还没有看到关于「活下去」的永恒真理吗？

在影片的最后，这些老人留下了她们的话。

其中最为动人的一句，是韦绍兰老人说的：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黑底白字，亮堂堂地印在屏幕上。

我盯了许久、许久……直到闭上眼，还能看见它们。